2007年8月出版的《真相：慰安妇调查纪实》这样记录了陈金玉的经历——
“1941年年初，日本人在我们这里建据点的时候，我16岁。当时日本人把我抓去当劳工。开始我被派去种水稻、蔬菜，不久就被编入了"战地后勤服务队"，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战地后勤服务队"是干什么的，只以为当了服务队队员比其他劳工要轻松一些。
“在我当了服务队队员后的第7天，我和其他姐妹正在吃午饭，日本兵来到我们住的工棚，叽里呱啦说了一阵子后，翻译就对我说：皇军叫你现在去他的房间，有事找你。当时我非常害怕，但又不敢不去，就跟着他们去。
“从那以后，我天天都要被日本人强奸。就连来月经的时候也没有被放过。”
如今，她的大腿、脸上、口腔，有好几处日本人留下的伤痕。
这些伤痕伴随了她大半个世纪，可她从没想过去讨要什么。直到1996年，海南省政协组织一个课题组，调查二战期间的受害人，一位叫陈厚志的志愿者找到了这个满口黎语的瘦小的老妇人。
她的生活半径一下子超出了这个到处是椰林的海岛。这个身高1．5米左右的老人，开始了她与时间的一场马拉松赛跑。
2001年7月，陈金玉等8名海南“慰安妇”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一审败诉。几年间，4位老人相继离世。
2008年12月，干瘦如柴的陈金玉终于走出家乡，第一次乘坐海航免费提供的航班，到日本以原告的身份在二审中出庭。
老人患有严重的风湿病，腰已经弯曲成大钝角。小儿子好几次看见她“腰痛得在床上打滚，一个人躲在屋子里哭”。
可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庭上，她的背挺得很直。这位病弱的老人给当庭的60多位旁听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人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当法官问到老人第一次受害的情况时，老人在讲了一半之后，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那时，我才14岁呀！”
因为过于激动，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整个身子都在颤抖。律师们为阿婆请来保健医生，上前摸搓老人的背部，安慰她。
当时，82岁的日语翻译德永淳子哭了，坐在辩护席上的杉浦律师流泪了，旁听席上的一部分人的眼睛也湿润了。见此情景，法官宣布暂时休庭几分钟。
休庭的时候，旁听席上没有人站起来，没有人走动，更没有人说话，大家默默地注视着这位老人。法庭格外安静，只有老人的哭声在法庭里回荡。
次年，老人的背弯得更厉害了，这一次，她不得不坐在轮椅上再赴日本。
她说：“就是爬，也要爬去讨回一个公道。”出庭前，她特意把头发梳了又梳，戴上一顶航空公司送给她的新帽子。旁人说：“83岁了，她依然爱美。”
这个听不懂普通话的老人说自己不懂法律方面的事情，完全不知道诉讼主体、海牙公约这些词，她只知道在“跟日本人打官司”，至于官司打赢了最想得到什么，老人说：“要他们知道自己做错了。”
二审再次败诉。这位倔强的老人用土语嚷道：“只要活着就上诉到底。”
在日本，老人并非一无所获。她收获了好心人送来的樱花糯米饼，还收到一根轻便的桃木拐杖。拐杖是一位95岁的老太太送的，老太太一直使用这根拐杖很多年，她希望这根幸运的拐杖能给陈金玉带来长寿，能看到胜诉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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