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故国的深沉之爱

　　明代开始闭关锁国，实行海禁，出洋的人顿时减少。一直到郑和下西洋，才有了短暂的开放。郑和在爪哇和苏门答腊发现了华人聚集的乡村，且已繁衍了几代人，主要有泉州人和漳州人。“算起来，这些人应是宋元时期出去以后，留在那里的。”王连茂说。

    明清时期：大额贸易带进数量惊人的“番银”
 
　　据王连茂介绍，16世纪后期，泉州商人迎来出洋贸易第一次高潮。那时，西方殖民者占领了东南亚，他们非常看好中国的商品，特别开放了印尼巴城（现在的雅加达），和菲律宾的吕宋（现在的马尼拉），作为交易市场。泉州和漳州的商人组织了一船又一船的商品到那里与西方商人交易，生丝、纺织品、日用品、手工业品及茶叶等成为贸易的主要商品。
 
　　“当时的贸易额非常大。”王连茂说，泉州的商人们把国内的商品运出去，换回了数量惊人的“番银”，这是西班牙殖民者在南美洲铸造的银币，带到国内，和当时的铜钱、银元一起流通，可以用于购物、买房买地。
 
　　事实上，这个时候还是海禁时代，政府对于偷渡出海的人定有严厉处罚制度。鸦片战争以前的明清两朝，都对海洋贸易施以严厉管制，商民跨关过隘的远距离旅行，都需要路引，移民海外被官府视为“弃民”乃至“叛逆”。然而，泉州远离政治中心，历来不为朝廷所重视，老百姓大规模出洋，政府很难注意到，也很难管到。这也促成了泉商和漳商共享了当时一次经济大发展的机会。
 
　　然而，正是因为严厉的海禁政策，许多出外经商的人，或商船带出去谋生的许多“水客”都留在那里不再回来，形成了早期泉州在东南亚的移民。

清代中后期：最悲惨的一段华侨历史
 
　　到清代中后期，泉州掀起第二波出洋高潮，此番出去的华侨，许多人在海外经历了不堪回首的一段血泪史。当时正是欧洲诸大国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期，他们的资本集团纷纷要求各自的政府向东南亚一带找寻出路。帝国主义者要开发土地，开始还不敢大胆雇用当地人，因当地人未完全驯服，只能雇用外来人。于是很多人把目光转向了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的中国。
 
　　“那时候，许多港口的洋行终日做着各种虚假宣传，欺骗不知情的老百姓去海外‘镀金’，鼓动他们出卖自己。”王连茂说，不少泉州人就通过厦门的港口，被运到东南亚当劳工。有时候，那些卖“猪仔”的人甚至强行绑人。
 
　　猪仔称为“契约劳工”，出洋前先订契约，订明工作期限、工资待遇。期限分为十年、五年、三年三种。十年期限的先给安家费二十银元；五年的给十五元；三年的给十三元。待遇栏不填或填写得十分含糊，如“一日三餐、供住宿”之类。到了海外，等待“猪仔”的就是繁重的劳动：种橡胶、开辟马路、修建港口，每日工作十二小时，按体力强弱每月支取“番银”七元、五元或三元，每月扣伙食费一元八角。他们吃住环境都非常恶劣，瘟疫时有发生，根本没有什么卫生医药；发病与死亡率极高。他们还可能因为反抗监工，被拉去监禁，甚至被打死。
 
　　然而，在那个没有选择的时代，也有一些人明知危险，情愿自卖为猪仔。有的靠着惊人的毅力和耐力，在异国的土地上，硬是熬过契约期，摆脱苦难的命运，自由地为自己和家人劳动赚钱。这个时期，有些门路的人也会通过偷渡到东南亚寻亲、谋生，这些人在海外的艰辛挣扎，为国内贫困生活的家人多多少少提供了物质支持。

    民国时代：战乱时代的避难所
 
　　“民国初年，猪仔现象受到国际上的谴责，慢慢就没有了。”王连茂说，此时在泉州却掀起第三次出洋高潮。因为此时的中国，人民深受战乱、兵、匪之害，农村破产，民生凋敝，社会没什么就业机会，劳动力没出路，大家都渴望能出洋去讨生活。
 
　　泉州土地都较为贫瘠，少有良田，很难靠种植农业维持生活。而靠海的便利地形，以及人们对于物产丰富的东南亚国家的了解，使得人们几乎把越洋谋生当成一种习惯。“比如菲律宾，它是由火山爆发聚集起的群岛，土地肥沃，气候非常好，雨季多，农业不用施肥灌溉。”曾昆洛说，那个时代泉州去菲律宾谋生的人很多，大多去了就不再回来。
 
　　然而，那个时候去东南亚谋生的人，又大多把妻儿留在泉州，这是那个时代的人特有的情愫，到后来，一些华侨的第二代、第三代，即使是在东南亚出生的，到了五六十岁也开始有寻根的情怀。
 
　　这一个时段，华侨在东南亚的地位改变很大。最初，许多人都去当小商贩，像菲律宾的华侨会在收割季节，把当地人的水稻悉数收购，再慢慢销售给他们，从中赚一些差价和保管费。勤俭节约的华侨们积累了第一笔资金，开始创业。不少泉州商人选中了木材加工业，先从小作坊做起，慢慢做大，再把生意辐射到更多领域。李清泉、黄仲咸等泉州籍商人正是这个时期发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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