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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泪》第一部已拍成电视剧，曾昆洛（左）与导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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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古渡口见证了番客婶一生往来

　　再过一阵子，晋江市侨联常委曾昆洛的作品《南洋泪》第三部将在菲律宾《世界日报》连载，从第一部到第三部，这一套被称为“浸透着菲律宾华侨血泪”的小说，正是以一个个旅菲华侨为原型，描写了泉州人“苦斗于南洋，却无论是在艰难困苦饥寒交迫之中，抑或是在事业有成腰缠万贯之时，都对自己的故国怀着深沉之爱”。

　　一曲南洋泪

　　番客婶：用一生幸福留住华侨的根
 
　　上周四下午，在池店镇政府的侨联办公室里，曾昆洛拿出已成书的《南洋泪》第一、第二部，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这样一段文字：“如果把女人比成种子，男人比成雨露……经历了雨露以后，女人就如一颗发了芽的种子；你能想象一颗发了芽的种子再没有雨露的滋润吗？番客婶，就是一颗颗发了芽又没有雨露滋润的种子。”
 
　　番客婶，也就是嫁给在海外谋生的华侨，自己却留守故乡的女人。《南洋泪》里最著名的番客婶有杨月珍和林仁玉。林仁玉身上综合了许多泉州番客婶的特征和事件，她们一生往往只能见到丈夫三次，一次是新婚，一次是儿子出生，一次则是丈夫过世落叶归根。
 
　　杨月珍的遭遇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许多政治、经济事件，以及侨乡特别的风土人情。因为丈夫不能如约回来，她只能按侨乡的风俗，抱着公鸡结婚。几个月后，丈夫回来了，洞房花烛夜，却碰到土匪上门，把丈夫从南洋带回来的一点钱物洗劫一空。可是，就是因为丈夫的护照也被土匪抢走，她才有机会和丈夫相处了两三个月。要知道，别的番客婶的“蜜月”往往只有14天，因为按女性生理周期，每14天必有一次排卵期，14天的相处能让妻子受孕，华侨们便要再次出门讨生活了。很多番客婶穷尽一生，也就只有这么14天的蜜月期。
 
　　杨月珍的丈夫虽然多逗留了些时日，然而，他也和别的华侨一样，一去便杳无音讯，她只能守着婆婆和儿子，支撑着整个家。
 
　　这个杨月珍在生活中的原型便是出身泉州的杨秋珍，她的丈夫正是大名鼎鼎的旅菲富商林志中。杨秋珍曾这样说过：在60年的婚姻里，她与丈夫相处的时间不到两年。
 
　　尽管一生里大部分时间是分隔两地，华侨们还是习惯于回故乡娶妻生子，“把女人留在家乡，就是把根留在故里。”曾昆洛解释了华侨们的心理。
 
　　更痛苦的是，很多的番客婶还要经受与人共一夫的痛苦。曾昆洛说，泉州在菲律宾的华侨特别多，而菲律宾当时的法律规定，华侨不能带女人入境。后来又出了“菲化案”，政府规定，华人的商铺必须有60%以上的菲资入股，许多华侨为解决这个问题，就找了当地女子结婚。

　　发家后 华侨致力救国建家乡
 
　　番客婶们的牺牲终于换得回报，许多泉州人在海外发展起来，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这些始终心系祖国和家乡的商人们，开始把资本投回国内。清末民初，不少华侨回国投资交通运输业、矿业和房地产。厦门的鼓浪屿、中山路老城区的房产都是泉州旅菲华侨投资兴建的。这个时代，泉州的许多商人在家乡建起了居所和洋楼。而此时，受益最大最直接的，便是那些华侨们留在国内的家眷，他们的生活往往要比没有华侨亲属的家庭优裕很多。
 
　　《南洋泪》里的李东泉一角，原型即是被称为“木材大王”的旅菲侨领李清泉，出身晋江的李清泉在菲律宾靠办木材厂起家后，投下巨资支持家乡建设，他在故乡石圳村，开设龙门学校，支持开办育德女子学校，建造“同一”桥、合资铺建泉（州）围（头）公路；在厦门与其五叔父李昭北建筑海滨公园、沙坡尾海堤；在中山路、关帝庙、大生里等地，兴建了数十座商业楼、家住楼。
 
　　 抗日战争中，他倡议成立“南侨抗日救国后援会”，由陈嘉庚当主席，他当副主席，捐献巨资支持抗日。
 
　　“修路，发展房地产，这些华侨都是非常有远见，极力想带动家乡经济发展的。”曾昆洛说，可惜的是，那个时代，战乱不断，人们自顾不暇，根本没有什么条件发展经济，侨资的注入在政治上起了很大帮助，但没有真正带动起泉州经济。
 
　　改革开放以后，侨商回泉投资变多了。90年代中后期，出身于晋江金井的旅菲富商陈祖昌响应国家号召，回国创业，他组建了中利泰、宏滨等房地产开发公司。他在房地产公司的运作上，不论是选地还是规划设计，能做到具有独创性，而且带来了许多先进的管理经验，令早期的创业者找到学习的榜样。
 
　　而另一位则是《南洋泪》中林子钟的原型———杨秋珍的丈夫林志中，这位捐建了泉州市儿童医院首期工程及晋江二中的慈善家，在90年代初投入一个亿，在泉州开设了当时最大的食品厂———嘉禾食品有限公司。

　　千年南洋史

　　宋元时期：泉商初进东南亚
 
　　《南洋泪》的时代主要在民国初到抗战期间，而此时，泉州人到南海经商或谋生的历史已有上千年。
 
　　泉州的海外贸易，最早可追溯到南朝。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庄国土在他的文章中提到：南朝时，泉州可能已成为中国与南海交通的中转港（扬州与交州间）。唐中期以后，海商图税轻，躲避广州的重税和地方官员的盘剥，在广州的贸易已部分移到泉州。中唐以后，泉州海外交通有较大发展，成为“南海番舶常到”、“岛夷斯杂”之地。但是，唐朝时期，泉州只是中国对外贸易的辅助港。五代时期，治理泉州的官员王延彬、留从效和陈洪进均奖励海外贸易，积极招徕番商。而黄巢起义军对广州番商的大屠杀，又促使了那个时代的番商、“蛮舶”大批前往泉州。
 
　　宋元是泉州海外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飞跃。此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步入黄金时期，不但商品经济发达，人口迅速增长，而且各项科技发明层出不穷，是当时世界经济、文化、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南宋时，宋室南迁杭州，福建距政治中心更近，部分宗室迁到泉州，朝廷对泉州的政治、经济地位更为重视。而且，南宋发展与高丽等东北亚地区的贸易，泉州在沟通东北亚和南海贸易方面占有地理优势。凭这些优势，泉州与广州作为中国主要贸易港的地位开始逆转，到宋末元初，泉州海外贸易的市舶收入与广州相当，已到并驾齐驱的地步。
 
　　那个时代，泉州的海商辈出，跟着商船出海的人非常多，书上描绘泉州海商之多就如蚂蚁蜜蜂：“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数量惊人。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假以时日，泉州本地商人也逐渐大商家辈出。所谓的‘泉州扬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这个二万万是什么概念？当时整个中国的商税也就2～3千万。
 
　　“文莱发现的现存最早的东南亚华侨的墓碑，主人正是南宋末年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前馆长、研究员王连茂介绍说，当时中国扩展的海外航线很长，而泉州的商人主要都集中在东南亚。那时的华侨概念还很模糊，大多数出洋的人都是随商船出去，在外头做个一年半载的短暂停留，就回来了，真正定居的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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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开始闭关锁国，实行海禁，出洋的人顿时减少。一直到郑和下西洋，才有了短暂的开放。郑和在爪哇和苏门答腊发现了华人聚集的乡村，且已繁衍了几代人，主要有泉州人和漳州人。“算起来，这些人应是宋元时期出去以后，留在那里的。”王连茂说。

    明清时期：大额贸易带进数量惊人的“番银”
 
　　据王连茂介绍，16世纪后期，泉州商人迎来出洋贸易第一次高潮。那时，西方殖民者占领了东南亚，他们非常看好中国的商品，特别开放了印尼巴城（现在的雅加达），和菲律宾的吕宋（现在的马尼拉），作为交易市场。泉州和漳州的商人组织了一船又一船的商品到那里与西方商人交易，生丝、纺织品、日用品、手工业品及茶叶等成为贸易的主要商品。
 
　　“当时的贸易额非常大。”王连茂说，泉州的商人们把国内的商品运出去，换回了数量惊人的“番银”，这是西班牙殖民者在南美洲铸造的银币，带到国内，和当时的铜钱、银元一起流通，可以用于购物、买房买地。
 
　　事实上，这个时候还是海禁时代，政府对于偷渡出海的人定有严厉处罚制度。鸦片战争以前的明清两朝，都对海洋贸易施以严厉管制，商民跨关过隘的远距离旅行，都需要路引，移民海外被官府视为“弃民”乃至“叛逆”。然而，泉州远离政治中心，历来不为朝廷所重视，老百姓大规模出洋，政府很难注意到，也很难管到。这也促成了泉商和漳商共享了当时一次经济大发展的机会。
 
　　然而，正是因为严厉的海禁政策，许多出外经商的人，或商船带出去谋生的许多“水客”都留在那里不再回来，形成了早期泉州在东南亚的移民。

清代中后期：最悲惨的一段华侨历史
 
　　到清代中后期，泉州掀起第二波出洋高潮，此番出去的华侨，许多人在海外经历了不堪回首的一段血泪史。当时正是欧洲诸大国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期，他们的资本集团纷纷要求各自的政府向东南亚一带找寻出路。帝国主义者要开发土地，开始还不敢大胆雇用当地人，因当地人未完全驯服，只能雇用外来人。于是很多人把目光转向了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的中国。
 
　　“那时候，许多港口的洋行终日做着各种虚假宣传，欺骗不知情的老百姓去海外‘镀金’，鼓动他们出卖自己。”王连茂说，不少泉州人就通过厦门的港口，被运到东南亚当劳工。有时候，那些卖“猪仔”的人甚至强行绑人。
 
　　猪仔称为“契约劳工”，出洋前先订契约，订明工作期限、工资待遇。期限分为十年、五年、三年三种。十年期限的先给安家费二十银元；五年的给十五元；三年的给十三元。待遇栏不填或填写得十分含糊，如“一日三餐、供住宿”之类。到了海外，等待“猪仔”的就是繁重的劳动：种橡胶、开辟马路、修建港口，每日工作十二小时，按体力强弱每月支取“番银”七元、五元或三元，每月扣伙食费一元八角。他们吃住环境都非常恶劣，瘟疫时有发生，根本没有什么卫生医药；发病与死亡率极高。他们还可能因为反抗监工，被拉去监禁，甚至被打死。
 
　　然而，在那个没有选择的时代，也有一些人明知危险，情愿自卖为猪仔。有的靠着惊人的毅力和耐力，在异国的土地上，硬是熬过契约期，摆脱苦难的命运，自由地为自己和家人劳动赚钱。这个时期，有些门路的人也会通过偷渡到东南亚寻亲、谋生，这些人在海外的艰辛挣扎，为国内贫困生活的家人多多少少提供了物质支持。

    民国时代：战乱时代的避难所
 
　　“民国初年，猪仔现象受到国际上的谴责，慢慢就没有了。”王连茂说，此时在泉州却掀起第三次出洋高潮。因为此时的中国，人民深受战乱、兵、匪之害，农村破产，民生凋敝，社会没什么就业机会，劳动力没出路，大家都渴望能出洋去讨生活。
 
　　泉州土地都较为贫瘠，少有良田，很难靠种植农业维持生活。而靠海的便利地形，以及人们对于物产丰富的东南亚国家的了解，使得人们几乎把越洋谋生当成一种习惯。“比如菲律宾，它是由火山爆发聚集起的群岛，土地肥沃，气候非常好，雨季多，农业不用施肥灌溉。”曾昆洛说，那个时代泉州去菲律宾谋生的人很多，大多去了就不再回来。
 
　　然而，那个时候去东南亚谋生的人，又大多把妻儿留在泉州，这是那个时代的人特有的情愫，到后来，一些华侨的第二代、第三代，即使是在东南亚出生的，到了五六十岁也开始有寻根的情怀。
 
　　这一个时段，华侨在东南亚的地位改变很大。最初，许多人都去当小商贩，像菲律宾的华侨会在收割季节，把当地人的水稻悉数收购，再慢慢销售给他们，从中赚一些差价和保管费。勤俭节约的华侨们积累了第一笔资金，开始创业。不少泉州商人选中了木材加工业，先从小作坊做起，慢慢做大，再把生意辐射到更多领域。李清泉、黄仲咸等泉州籍商人正是这个时期发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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