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裕案反思：企业家应与政治保持怎样的距离？

　　今年才40岁的黄光裕在看守所内选择“自杀”来结束他自己的生命，是因罪孽深重，无颜见江东父老，也无法承受痛苦的煎熬，更没有勇气面对未来，精神不堪重负，才出此下策，只有死才能得到“解脱”。可以说黄光裕走到今天是“特权”腐蚀了他的心灵，他是政商博弈的又一个牺牲品。

　　据媒体报道，因经济问题正接受警方调查的国美电器前主席、中国前首富黄光裕因不堪压力，4月28日在北京的看守所内自杀，幸被警员及时发现，经抢救，目前已脱离危险。

　　自2008年11月19日黄光裕以操纵股价罪被调查，在一片风声鹤唳中，与黄案牵连的商人、官员及掮客逐渐被曝光，一个环环相扣、错综复杂的关系网隐然出现。

　　黄光裕案发后，2008年12月初，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司长许满钢被中央纪委调查;接下来，12月间，黄光裕之妻杜鹃、港澳赌业重量级人物连超相继落网;2009年1月份，公安部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郑少东，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相怀珠同时被“双规”，令案情复杂程度陡然升级。随着调查的深入，黄光裕的问题超乎人们当初的想象，也不是“涉嫌纵股价罪”那么简单，可以说，到目前黄光裕案暴露出的问题只是“冰山的一角”。(编者注：近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和原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化元也因涉嫌卷入黄光裕案被中纪委“双规”)

　　今年才40岁的黄光裕在看守所内选择“自杀”来结束他自己的生命，是因罪孽深重，无颜见江东父老，也无法承受痛苦的煎熬，更没有勇气面对未来，精神不堪重负，才出此下策，只有死才能得到“解脱”。可以说黄光裕走到今天是“特权”腐蚀了他的心灵，他是政商博弈的又一个牺牲品。

　　在中国，企业家应当与政治保持怎样的距离?这是一个已经被谈论了将近30年的话题。中国的经济成长越来越呈现出国家商业主义的特征。在未来的数年内，财富积累的重点将主要集中在两大领域：其一是以互联网和移动信息技术为中心，将会有大量的新兴行业和成长机会产生，很多传统行业将在这种变革中被急剧洗牌，利益将在新的交易平台上被重新分配;其二是以垄断性资源为中心，将发生一系列的资本重组活动，拥有这些资源的政府将把大量的垄断机会以市场化方式出售，而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以及民间资本者的政治博弈技巧便显得非常重要。往往，一朝得手与稳健拥有不可同日而语。

　　其实，此类企业家们倒下去的逻辑只有一个——中国转型时代特有的“淘汰逻辑”。这一逻辑与制度有关，也与商业精神有关。

　　体制转轨的过程，往往就是法网收紧的过程，每当制度转型进入一个新阶段，就会有一批为富不仁的“大鱼”被抛弃出局，成为体制的殉葬品。但是，中国企业家们容易出事也不能完全怪罪于制度，还与其自身跛足的商业精神有关。对比西方清教徒从信仰出发的“荣神誉人”的商业精神，中国的企业家可以说是先天不足，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普遍缺乏信仰，缺乏成熟的价值观，当然也没有良好的商业精神。

　　曾对企业失败原因作了大量分析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就此谈到这样两点：第一，绝大多数的失败仍然与违背常识有关，这些失败都是经营者忽视了经营管理的最基本原则，失去了对管理本质的把握。所以，他们最后的倾覆变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败局。在很多案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当企业家冒险突进的时候，他本人也知道这将是一次无比凶险的“大跃进”，它不符合企业正常成长的逻辑，在现金流、团队及运营能力等方面都无法保证常规的运作;第二，企业家内心欲望的膨胀。企业家很难分清楚“野心”与“梦想”到底有什么区别。然而，商业终归是一场有节制的游戏，任何超出能力极限的欲望，都将引发可怕的后果。

　　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企业家要应对的外部环境非常复杂，他们既是改革的受益者，又是社会转型压力的主要承担者。中国企业家出事的概率很高，致使企业家成为中国的一大危险人群。而少数企业家的心灵和行为方式之所以如此扭曲，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缺乏必要的道德约束、伦理自觉。也因此，对于愈来愈多企业家“落马”的悲剧，社会同样要承担某种责任。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在出现某种道德真空的环境下开始的。此后经历了文化、社会的冲洗，一些人的道德信念、伦理意识都十分淡薄，企业家也不例外。那些精神荒芜的企业家每天又与钱财打交道，其行为自然会变得缺乏节制。

　　不过，这并不是企业家推卸个人责任的理由。政治、社会、精神等等宏大结构只是个体行为的总和，它们不可能自行变化。政治、社会、精神等领域的变化，只能从个体的道德自觉开始，尤其是企业家的道德自觉，因为企业家在社会结构中居于重要位置，对社会各个领域有关键影响。因此，企业家负有推动社会良性演进的道义与历史责任。

　　如果此类事件能够促使中国的企业家深思反省，逐渐改变精神与行为模式，那将是企业家之福，更是整个社会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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