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人梁启超：两房妻子皆贤惠，子女个个是才俊

　　坚韧“王婆”挑大梁

　　我有两个外婆，李蕙仙是梁启超的原配夫人，儿女们称呼她“妈妈”，她有3个子女长大成人:大姨梁思顺、二舅梁思成、我的妈妈梁思庄。

　　王桂荃婆是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四川人，儿女们称呼她“娘”，孙辈称呼她“婆”，虽然她不是我的亲外婆，但她和妈妈思庄的感情如同亲生母女，待我也如同亲外孙女。她生的子女有6个长大成人:三舅梁思永、四舅梁思忠、五舅梁思达、五姨梁思懿、六姨梁思宁、八舅梁思礼。

　　婆的身世很悲惨，4岁时不幸父亲猝死，继母虐待她，她从4岁到10岁被人转卖了四次做丫头。最后随李蕙仙来到梁家，那时她已十几岁，梁启超才给她起了个大名，叫桂荃。1903年，她18岁时在李蕙仙的主张下和梁启超结了婚。公公说婆“是我们家极重要的人物”，二舅思成说:婆是个“不寻常的女人”。

　　她虽出身贫苦，没有机会读书识字，但自幼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和公公一起流亡到日本后，接触到日本现代文明，接受了新思潮，开阔了眼界，很快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东京话。她既是李蕙仙的得力助手，又是她各项意图的忠实执行者，也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并负责家务方面对外联系。她负担着一大家人的饮食起居，用慈母的心照顾着孩子们，她每天督促孩子们做作业时，坐在一旁听孩子们读书、写字，她也跟着读，就这样她学会读书看报，还会记账，写简单的信。她同样也很理解公公的事业，为了使公公专心工作，她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使得家庭和睦安定。

　　二舅思成、妈妈思庄虽非婆所亲生，但他们都是在婆的抚育下成长的，他们尊敬婆如亲生母亲，以至我小时候一直认为她就是我的亲外婆。

　　婆的生活十分简朴，自己的吃穿都很节省，但对儿孙们和亲友都很大方，经常接济他们。

　　婆很用功，一直到老都不断地接受新鲜事物，她每天看报，听广播，因此对国家大事知道得一清二楚，可以和子女们交谈、议论，并发表自己的见解。

　　婆的性格坚强，富有独立性，1929年公公去世，没留多少遗产，儿女们大多还在读书，经济上还不独立，八舅思礼才5岁，是婆苦心把家维持下来，继续把儿女都培养成才，并想方设法把八舅送去美国深造。在我的印象中，婆从来也没有发愁的时候，她总是勇敢地迎接生活的磨难和考验。

　　婆很有生活情趣，喜爱旅游，她平日在北京也到各公园走走，最令人佩服的是1957年，她已年过七十，只身一人从北京兴致勃勃地去杭州游西湖，并在归途中特意去了黄山。

　　婆也很幽默，这是和公公长期相处形成的性格，常讲笑话和各种故事给孙子们听。当年二舅思成学建筑，三舅思永学考古，四舅思忠学军事。她曾经非常风趣又得意地对别人说:“我这几个儿子真有趣，思成盖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垮了埋在地里，思永又去挖房子。”

　　婆很谦逊，善于处理家内外的人际关系，她以一个普通家庭妇女的姿态出现在邻里之间。人们都和她相处得很好。在家里她把自己的爱给了每一个子女，注意教育孩子们互相爱护，她非常注意“一碗水端平”，她对家人从不无端地发脾气，或伤害别人。她是全家感情凝聚的核心。

　　但“文革”十年浩劫却没有放过她，给她一生的最后岁月带来了噩运，作为“保皇党梁启超的老婆”，婆的全部财产被抄尽，手帕胡同住房被侵占，自己被赶入阴暗的小屋里，85岁高龄每天还要出来扫街，这时她已是肠癌晚期，终于在1968年离开了人间。去世时婆孤单一人，儿女们不是“反革命”，就是“反动学术权威”。

　　子女个个皆才俊

　　梁启超有9个子女，人人成才，各有所长:

　　梁思顺（令娴）（1893—1966），是梁启超的长女，生于广东新会，她自幼爱好诗词和音乐，从小梁启超就在家中教她读书，曾编有《艺蘅馆词选》。此书1908年初版。抗日战争前和1949年后多次再版，颇受读者欢迎。此书也是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

　　梁思成（1901—1972），著名建筑学家，梁启超的长子，生于日本。他是第一个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我国古建筑进行分析研究的学者，开拓了中国建筑史的研究道路。1937年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完成了他的“中国建筑史要由中国人来写”的夙愿，树起了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

　　1945年抗战胜利后，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解放后，他亲自领导并参加了国徽图案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十年动乱中受尽屈辱和折磨而含冤去世。

　　梁思永(1904—1954)，著名考古学家，梁启超的次子，生于澳门，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随后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1931年春参加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秋季参加山东历城（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1934年出版了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忠（1907—1932），梁启超的三子，生于日本，后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回国后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1932年患腹膜炎，因贻误治疗而去世，年仅25岁。

　　梁思庄（1908—1986），梁启超的次女，著名图书馆学家，生于日本，1926—1930年间就读于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基尔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30—1931年就读于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获图书馆学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北大图书馆的几十万种西文图书的目录都经她亲自或指导编制而成。

　　梁思达（1912—2001），梁启超的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生于日本，193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后留校做研究生，于1937年毕业。抗战期间在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任职。1949年在北京国务院外资企业局任职，后改为国家工商管理局。

　　梁思懿（1914—1988），梁启超的三女，主要从事社会活动，早年在燕京大学读书，初念医预班准备升入协和医学院学医，后为了参加革命转入历史系。她曾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后参加学生流亡队伍。1941年到美国学习美国历史。她先后在山东医学院、山东省妇联工作，后调到北京任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梁思宁（1916—2006），梁启超的四女，生于上海，在南开大学读一年级时因日军轰炸学校而失学。1940年在五姨思懿影响下投奔新四军，她参加革命工作数十年。

　　梁思礼(1924— )，梁启超的五子，梁启超最小的孩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41年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获学士学位，接着在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49年回国，初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并参加国务院组织的“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负责起草运载火箭的长远规划。1987年他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年被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7年9月作为全国十名有突出贡献的老教授之一，获“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贡献奖”。

　　摘编自《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 作者:吴荔明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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