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人梁启超：两房妻子皆贤惠，子女个个是才俊

　　这间书屋起名“怡堂书室”，是梁启超的曾祖父建的，这种环境对自小在北方富裕家庭中长大的姑娘来说的确十分艰苦，南方炎热潮湿的天气，加上生活习惯的不同及语言不通，生活上有很大的困难，但李蕙仙没有任何怨言和不悦。她努力适应南方的生活环境，尽力操持家务。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当时梁启超只身亡命日本，李蕙仙带着女儿思顺避难澳门，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莲涧）也带着其他家属一起避居澳门，当时境遇艰险，新会原籍虽然有查搜，但没有酿成大祸。梁启超惦念着家眷的安危，给李蕙仙写了很多信，1898年9月15日的家信中，公公说:“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状，并闻卿慷慨从容，辞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

　　当时李蕙仙在极艰险困难的情况下，代替梁启超服侍老人，抚养幼女，使梁启超很感动，信中不断地表露了感激之情和敬佩之心。梁启超最挂念父亲，信中写道:“大人遭此变惊，必增抑郁，惟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卿素知大义，此无待余之言，惟望南天叩托而已。”

　　同年10月6日又有一信中写道:“大人当此失意之时，烦恼定不知几多，近日何如？不至生病乎？吾今远在国外，侍奉之事，全托之于卿矣。卿明大义，必能设法慰解，以赎吾不孝之罪，吾惟有拜谢而已。卿我之患难交，非犹寻常眷属而已。”

　　从这些信中可见梁启超对父母的孝心和他们这对患难夫妻之间的互敬互爱、互相信任的不寻常的感情。

　　“闺中良友”是发妻

　　李蕙仙是大家闺秀，也是梁启超的闺中良友。她意志坚强，遇事果断，虽然她在澳门时日子过得很孤寂，并在给丈夫的信中透露了自己在家中愁闷，但当她知道梁启超要游历美洲，决定暂缓接眷属去日本时，她能顾全大局。梁启超在《壮别》诗中写道:丈夫有壮别，不作儿女颜。风尘孤剑在，湖海一身单。天下正多事，年华殊未阑。高楼一挥手，来去我何难。

　　这种气概和心情的背后包含着妻子的理解和支持。

　　李蕙仙富于同情心，是一位很仗义的女子，1899年，梁启超接她们母女去日本时，她还带去娘家的亲戚和小孩，并一直扶养接济他们。从日本回国后，住在天津时，也抚养了很多梁家和李家亲戚的孩子，如七公梁启雄（梁启超的小弟弟）和三姑婆（梁启超的妹妹）都是由李蕙仙接济上学，并长年住在梁启超家。后来，七公梁启雄成为著名的哲学家，对荀子有较深的研究。

　　李蕙仙的侄女李福曼是十四舅外公的女儿，11岁时就到梁启超家，读天津中西女中8年，又读燕京大学4年全部都由梁启超、李蕙仙资助，后来她嫁给梁思永，成了我的三舅妈。

　　婆还是当年妇女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刊物《妇女报》的主编之一。与那时的“小脚老太”不一样，她曾去过全国十几个省份，也曾出国探亲。

　　1924年春，李蕙仙婆的乳腺癌复发，这次癌细胞扩散后和血管相连无法再动手术了。婆终因病情严重医治无效，于1924年9月13日病逝。婆和公公共同生活了33年，终年55岁。梁启超在当年《晨报》纪念增刊所写《苦痛中的小玩意》一文里，自述了他这年的苦痛情形:“我今年受环境的酷待，情绪十分无力，我的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她的病极人间未有之痛苦，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哎，哀乐之感，凡在有情，其谁能免？平日意态活泼兴会淋漓的我，这回也嗒然气尽了。”李蕙仙逝世周忌的后一天，全家把她的灵柩安葬于北京香山卧佛寺的东面风景秀丽的小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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