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中国最大的山寨城市？

　　虽然国内未必有足够的硬件环境，但在美国，则因为多数家庭有独立庭院，反而可以利用上F3双模的优点。如果这款车真能在北美掀起一股新的“普锐斯”潮，那王传福的“中国第一”也未必是一句空话。

　　很多事情，在王传福看来，其实都是一回事，“成功的本质都是相同的，就是创造一般情况下别人所无法实现的目标。”弱者的本质，就是在强者指定的地图上徒劳地兜圈子的人。比亚迪的风格，是把强者递过来的地图一把扫到地上，用自己的眼睛作出判断，即使这种判断让比亚迪获得非凡速度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简单粗暴了一把。

　　革命者被革命

　　深圳华强北商圈，是世界山寨手机的一大集散地。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手机批发商和朝圣者前来采购，并将山寨精神和山寨产品传播世界。

　　深圳华强北，世界山寨机集散地。

　　任何一款手机新品上市，即便是功能再强大的智能手机，几乎不出三天，这里的山寨厂商都有能力拿出近乎一模一样的高仿机，且价格低廉到不足正品的五分之一，然后通过慕名前来朝圣和采购的手机批发商，流向世界。

　　在这里，山寨厂商在最短的时间以最低的成本将最新的需求变成最in产品的能力得到最直观的体现。

　　陷阱

　　近百万的货款有了着落，这让陈伟过去几个月来的疲倦和迷茫从脸上一扫而光。

　　几个月前，金融海啸让陈伟十分恐慌。很多山寨厂商的老板，也都暂停了新项目和采购，赶紧清理自己手里的库存回收现金，更有一部分人急于退出大量抛货。在海外市场，汇兑损失甚至超过利润率，进口商都在观望。去年11月，连一向付款很及时的非洲下家，也推迟向陈伟付款。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春节过后，手机市场就迅速反弹。这个非洲代理商也答应付款，陈伟终于松了一口气。

　　和很多山寨手机老板一样，陈伟是传统手机圈子里“勤奋却不安分守己”的边缘人物。1995年，初中毕业的陈伟在湖南老家学了一年家电维修后就来到广东闯荡，又在1998年花费了1万元参加了一个手机维修培训，随后进入了手机维修公司。

　　不甘心永远打工的陈伟，在2000年放弃了当时属于高级蓝领的工作，自己创业开了一个小维修公司，于是他发现了手机行业的一个“秘密”。2003年，陈伟结识了一个香港老板，此人通过灰色渠道从诺基亚英国工厂买来“报废”的手机主板，交给陈伟维修后再套上一个壳，这些“几乎不要钱”的废品就能以上千元的高价卖出。

　　陈伟当年维修和翻新的这种“报废机”是山寨机的前身——黑手机。那个阶段是典型的三元经济时代，外资占主导，国有手机企业靠牌照，民营企业偷偷摸摸，主要是靠违法或灰色方式赚钱。

　　这种灰色的出身与欧美手机在中国的统治背景相伴。传统的手机产业链，由诺基亚等欧美主流厂商定义：上游的芯片厂商只做芯片设计，手机厂商自己要做软硬件设计、产品管理、制造、销售……你要做手机吗？OK，前提是这些能力你都有。

　　这个门槛要求手机厂商有强大资金、研发和管理实力，以及巨大的出货量支撑。这是作为寡头垄断者的外企的优势，自然也是国内企业的劣势。不过，那些年头，人们热衷于赞美跨国大象的规模，中国老板们都在想象“做大做强”，外来者的庞大形象，成了大家孜孜不倦的共同目标。

　　几年后，人们发现这其实是个中国人给自己挖下的“陷阱”。从波导、夏新到TCL、联想，中国手机企业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家企业一旦称王后，便会迅速衰败——不是饿死，而是撑死的：当产品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大后，研发和管理跟不上，就会造成大量产品研发、采购、库存和财务等方面的黑洞，从而迅速倒塌。

　　一些国产手机企业确实也风光过：通过模仿国外企业，夏新（A8）和TCL（3188）单靠一款明星机型就称霸一时，国产手机企业的利润在2003-2004年达到顶峰。但是，随着手机变成了越来越多人可以消费的必需品，“单机称王”的时光随之过去，国外厂商也趁起发动了“机海大战”，这时候国产手机便开始应付不来了。

　　谁来破解这个魔咒？陈伟们的”山寨机“。

　　从蚂蚁到大象

　　陈伟的经历，是一个略带戏剧性的历史回放：由一个黑手机翻新专家转变成了山寨手机老板，从偷偷摸摸到光明正大造手机，他又与很多类似经历的老板们一起，从最初势单力薄的蚂蚁工兵组团为今日令外资大牌都心惊的“虚拟大象”。

　　不过，从蚂蚁到大象，他们首先都要感谢“黑手机教父”——一个叫做蔡明介的台湾人，台湾联发科（MTK）的老板。

　　在联发科没闯进“手机江湖”之前，国内的手机业秩序井然，大家都按“江湖规矩”办事。那时进入手机行业，必须跨越两个门槛：一是两亿资金，一是较高的技术。相对而言，技术门槛远比两亿资金门槛更难跨越。但联发科研发出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轻松就把两个门槛一脚踢飞。

　　联发科让原来复杂的手机研发制造工作标准化、模块化——通过芯片、软件平台和第三方应用软件的捆绑，把手机所有流行功能，如摄像头、MP3、手机电视、触摸屏等全部集成于手机芯片之上，只要采购联发科方案，再加上一个简单的手机外壳，就可以生产多功能、外观时尚、价格低廉的手机。

　　联发科让手机生产制造成了所有高新技术产业中门槛最低的行业：一个手机企业，理论上只要三个人就可以运转：一人负责采购联发科方案，一人找代工厂，一人负责销售和回款。这为“山寨机”的诞生和发展壮大打开了方便之门。于是，很多中小企业甚至个人都参与进来，这些中小企业又迅速组成一头“虚拟大象”的基础。

　　这些中小企业就是后来的山寨手机企业，主要分布在以赛格广场、电子科技大厦和现代之窗等写字楼为代表的深圳华强北和深圳中心区附近的车公庙工业区，并零星散落在深圳科技园一带。除了少数规模较大的山寨公司有自己的组装工厂，绝大多数公司的生产都是外包。

　　他们汇聚成了一个以百万计的山寨手机产业链：上游是MTK，中游是上百家手机方案研发公司，下游是上千家手机集成商和贸易商，配套的上万家元器件、外观设计、模具、壳料和组装料供应商以及组装工厂和物流公司。它们聚集在深圳，形成了强大的信息交流、创新启发和产业上下游一条龙的完整生产链条。

　　当这头虚拟大象运作时，强大的颠覆力量立刻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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