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宏观调控提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战略方针,那么,保什么样的增长?
从今年的情况来看,最为严重还不仅仅是增长速度下行的问题,由于很大程度上是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就业的中小企业倒闭和停工,以及包括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的不景气,造成了能大量吸收就业部分的GDP增长的损失,所以与速度下行伴随更为严峻的是大量的农民工、大学生和其他劳动力的失业。如果2.6亿农民工失业率为14%,失业农民工就是3600万人,今年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加上已毕业但未找到工作的大学生,规模也达到近1000万人,还有其他失业的劳动力等着就业。据估算,2009年全社会实际失业率可能高达14%。因此,保增长,是保能就业的GDP的增长;扩内需,最为基础的是劳动者有保住和增加工作的机会,有工作才能有收入,有收入才能有支出,有支出才能保内需和扩大内需;而调结构,则是在企业规模结构上发展能大量增加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在产业结构上大力发展能大量增加就业的服务业(其中大量的也是中小企业)。这样的宏观调控取向,才是以人为本,以民生为本,而不仅仅为了保增长而保增长。
从能大量吸收劳动力就业的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困难来看,2008年面临的是劳动合同法实施带来的成本上升,央行过度紧缩导致资金流枯竭,原材料和能源等成本加大,人民币汇率上升侵蚀利润,以及出口退税减少等等多重压力。而2009年主要面临的则是市场需求不足和税费负担过重的难题。
从货币政策来看,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高度垄断性,中小企业要想从银行体系中贷到款很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余地可能还有一些,但作用似乎也已不大。所以,要保能就业的GDP的增长,起重要作用的是财政政策。给予大企业用增值税转型的方式减税,向大项目投资,向低收入人群发放补贴,以及对家电下乡进行财政补助等等,虽然都能从一定程度上拉动投资,扩大消费,但是,最为关键的是保住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使它们不要倒闭,不要停工,不要向外更多地解雇职工,而企业不倒闭和能够开工,劳动者保住了工作,有工资收入,增长和消费就能够保住。如果一方面给大企业注资和实施优惠,向大项目投资,给低收入人群补助,另一方面却忽视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对它们没有更好的政策,使其大量地倒闭和停工,从而向外挤出更多的劳动力,即使我们将速度拉起来了,替代了中小企业大量倒闭形成的速度损失,但与损失的就业,包括损失的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就业的增长相比,实际是得不偿失的。
对于保能就业的增长,财政政策的关键是对能大量吸收劳动力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减免税费。一是尽快改革和理顺一些政府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的财政拨款体制。财政增加工商、质检、卫生防疫等向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收费部门和行政性事业机构的支出,废除对其实行的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体制,全部转变为财政拨款供养。政府各部门和事业性机构税外无道理设置收费和罚款等创收项目,擅自设置,应当视为违法行为。这样,有利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生存,不至于使其大面积倒闭和停工,发生更严重的失业。二是在税收体制和行为上实行三个“废除”。即废除目前实际上实行的年财政和税收硬性高速度增长的计划指标和任务制度;废除许多地方不按照税法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收税,而是进行比实际税率要高,甚至高得多的包税行规;废除对税务人员超额完成税收任务实行奖励,以刺激税务人员收过头税的各地通行规则。税务部门的收税高指标、不规范和利益驱使行为,是使相当多地区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税负沉重的重要原因。三是给能大量吸收劳动力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减税。中小企业的增值降低到2%,营业税降低到4%,所得税率降低到15%,对企业投资人、经理层、中高管人员、技术人员等等,降低其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率,最高控制在20%。
需要中央和国务院高度关注的是,由于地方政府经济下行,项目落地少了,房地产不景气,卖地收入相对甚至绝对减少;而建设项目减少,企业经营困难,使其税收也收缩。但2009年保民生,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又需要其扩大支出,使财政收入支出的缺口加大。于是,地方政府很可能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这些急需要减免收费和税收的经济主体,反其道而行之,加大收费和收税的力度,来尽量缩小财政收支缺口。这样,许多本来奄奄一息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将会更多地倒闭破产,从而挤出更多的劳动力,使实际的失业率更高。
因此,在目前困难时期,地、县、乡三级地方政府在支出刚性的情况下,其预算怎样平衡,收入从哪里来,我认为,应当允许一部分经济发达,未来税源充足的地方政府发债。收入上要通过地方政府发债,将城乡居民在银行中的存款搬出来,变成需求。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主要是一些建设项目发债,使地方政府的债务公开和正规化。这样,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能积极地得以平衡,防止其为了平衡财政再程度不同地增加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则加大中央的转移支付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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