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富自当仁——王志纲谈慈善事业与“仁商”概念

　　广州日报：除了完善法律法规外，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措施可以减少为富不仁的情况呢？

王志纲：我刚从日本回来。曾有一个日本人向我诉苦，日本是一个遗产税收得很高的国家，最高税率达70%。很明显的一个目的，就是要通过征税减少不劳而获者，通过第二次分配实现国家的和谐和均衡。这可能就是日本能实现祥和、平稳、人人励精图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今天出现了许多二世主，不劳而获和肆意挥霍，一味坐享其成，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我觉得中国应该参照一下日本，征收遗产税。这样对于后代是好事，使得他不能当寄生虫，不能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对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一个好事。为什么西方有许多富人愿意捐款，除了宗教传统外，还有一个就是遗产税。如果中国能够把遗产税提上议事日程，就会逼着很多商人、富人从魔鬼变成天使，成为圣人，拿出更多钱投入慈善事业。

　　社会不能让行善者吃亏

　　广州日报：要让更多的人来捐款需要一种社会氛围，这种社会氛围如何才能形成呢？

　　王志纲：其实，中国有很深厚的慈善文化根基。无论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还是佛教文化，都强调仁者爱人、积善行德。而且这种文化意识已经渗透到我们的血脉里，变成国人普遍认同的行为规范、道德规范和作为准则。比如“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难中求人，一善能抵百善。”这些理念已经泛化为一种宗教式的信仰，一旦遇到合适的契机，其巨大的能量就会爆发出来。在今年的一系列大灾难中，这种能量就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西方人说，中国人很可怕，因为没有宗教信仰。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中国人信仰的是一种泛宗教。

　　现在的关键是整个社会要形成一种机制、一种氛围，来不断激活这种潜在的慈善力量。最要紧的是，不能让行善者吃亏。否则富人们为什么要行善？如果没有任何好处，他们可能宁愿把这个钞票埋在地底下，那不就要命了吗？人活在世，一是求利，一是求名，只是求利求名的境界不同而已。有人求的是蝇头小利，一时虚名；而有人求得千秋利、万古名。社会理应让行善者得到美名，让行善者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一种精神上的升华。这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承认和负责任。像彭年酒店老板，为什么不断慷慨行善？就是为了扬美名，显父母，获得精神上的升华。

　　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1988年底，霍英东开发南沙，我受新华社的派遣去采访他。期间，我与霍英东先生相处了三天。霍英东说，做善举之后，他对钱财有了新的认识，想清楚了，一个人你财富再多，“广厦千间，夜眠七尺；良田万顷，日食三餐”。他就觉得钱财都是身外之物，真正要留芳千古，就要慷慨行善，这就是商人到了一定程度最重要的突破。

　　还有象香港的电影大亨邵逸夫，也是在大彻大悟之后投身慈善事业。邵逸夫在香港本来是很有名的铁公鸡，他在80多岁的时候，突然患了一场大病，差点死掉。他得救后，有高人告诉他，要想健康长寿，今后就要破财消灾，就要广做善举。他从此以后，拿出几十亿捐款建了许多学校，做了许多公益事业。或许正是精神境界提高的原故，他羽化登仙，活了100岁。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慈善行为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心理救赎。他的经历对其他香港大亨也是一个启发、一种暗示——善举能益寿消灾。于是许多富豪纷纷效仿，形成一花引来万花开的局面。

　　还有一个故事，美国的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被工人阶级定为最丑恶的资本家形象的代言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到了晚年的时候也大彻大悟，捐出大量钱财创办慈善基金。丑恶的资本家形象的代言人的转变其实代表了一种时代的风向标。今天的中国正呼唤中国式的洛克菲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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