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的巨灾风险以及应对

　　第二，当前处于多种自然灾害多发期。受地球自转速度变化和太阳活动等影响，在不同时间尺度上，地壳构造运动及气候发生复杂的不规则的周期性变化，因此多种自然灾害也呈现强弱交替规律。据历史灾情统计，在较长时间尺度上，中国有史以来已出现5个灾害多发期：夏禹灾害多发期、西汉灾害多发期、明末清初灾害多发期、清末-民国灾害多发期以及当前的灾害多发期。总结近500年来的地震活动规律，在百年尺度上，有两个活跃期：第一活跃期为1480~1730年，历时250年，第二活跃期从1880年至今尚未结束，今后一段时期仍属于第二活跃期；　　在十年尺度上，每个活跃期中又有次一级活跃幕，当前已进入最新活跃幕。此外，伴随全球气候变暖、气候异常和极端天气发生的频度和强度不断增加，暴雨洪水等灾害日益严重。

　　第三，中国抗御巨灾能力还不够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巨灾产生双重影响：

　　从积极方面看，伴随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抗灾救灾效能显著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人口伤亡，加速了灾后重建。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就是明显例证——正是凭借几十年经济发展成果，依靠有力的政府组织、强大的社会功能和现代工程技术，实施了有效救援及次生灾害防治，避免了堰塞湖溃决和灾后瘟疫，因此不仅减少十万甚至几十万人死亡，而且上千万灾民得到安置，避免了饥荒。

　　从负面看，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加大了巨灾发生几率和灾后重建难度——其一，人口持续增加，城镇化、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工程设施越来越密集，因此，受灾人口和受灾财产遭受破坏的数量急剧增加，导致巨灾发生几率增加；其二，现代产业链越来越长、相互关联越来越紧密，因此一旦经济活动中的某一环节被灾害破坏，将造成严重的间接损失，甚至危害整个经济社会。

　　此外，近年来中国防灾减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其一，减灾投入不足，防灾基础设施建设增长速度大大低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因此，不少城市或地区的防洪标准、许多工程设施的抗震标准尚不能满足需要；其二，减灾科技支撑能力不足，灾害监测、预测、预报水平以及工程设施的抗灾技术不高；其三，城镇规划和工程选址的前期工作不充分，致使不少城镇和工程设施建在灾害高危险区，而且常常没进行有效设防。

　　六方面应对巨灾风险

　　据初步研究，中国巨灾风险为大地震、特大暴雨洪水、特大台风风暴潮，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人口城镇密集的中国东部沿海和中部的部分地区；未来以下列12个地区尤为突出：黑龙江齐齐哈尔-大庆-哈尔滨洪水巨灾风险区；辽河下游洪水、地震巨灾风险区；京津唐地震巨灾风险区；黄河下游洪水巨灾风险区；江淮下游和杭嘉湖洪水、台风风暴潮、地震巨灾风险区；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洪水巨灾风险区；闽南地震、台风风暴潮巨灾风险区；台湾地震、台风风暴潮巨灾风险区；珠江三角洲洪水、台风风暴潮、地震巨灾风险区；渭河平原地震巨灾风险区；四川盆地及周边洪水、地震巨灾风险区；滇中地震巨灾风险区。

　　当前，中国已基本具备抗御一般性自然灾害的能力，有效抗御巨灾是今后防灾减灾重点。面对这一艰巨任务，要进一步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迅速提升科学技术支持能力，不断加强社会基础保障。

　　主要对策和措施包括：第一，提高对巨灾风险的认识，把防范巨灾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加大减灾力度，全面提高抗御巨灾的能力；第二，加大科技投入，整合地震、地质、水利、海洋等各方面力量，打破部门分割，以地球系统科学为指导，研究各种自然灾害之间的联系，探索巨灾形成机理，研究巨灾分布规律与发生条件，提高巨灾监测、预测、预报水平；第三，研究自然灾害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开展全国巨灾风险调查，进行大比例尺风险评估；第四，建立并不断完善巨灾预警、防御体系；第五，加强减灾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减灾意识，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加强灾害管理队伍建设；第六，加强国际交流，广泛吸收借鉴日本、美国等国家抗御巨灾管理经验与先进技术。

　　（作者单位：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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