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四个不支持”不表示“三个停止”的要求有什么变化,也不是其简单重复,而是“三个停止”的具体化,同时,也更加便于达赖公开接受。如果连“四个不支持”这样简单的、常理性要求都不能接受、不能办到,那么还有什么接触商谈的诚意可言呢?
这次中央有关部门与达赖方面的接触还有很多新的变化,体现了中央的善意。一是达赖的私人代表事隔多年后再次来到北京,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予以会见,给予相当礼遇。二是专门安排参观北京奥运场馆,中央有关方面用心颇为细致。三是安排与藏学学术机构进行座谈,便于客人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国内和藏区方方面面的情况,从而对中央的政策有一个更加深入的理解。这些对达赖私人代表不会不有所触动。
回顾中央与达赖方面接触的历史,中央对达赖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1979年邓小平会见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时提出,“根本问题是西藏是否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判断。”针对达赖1987年在美国发表所谓“西藏和平五点计划”,1988年在欧洲议会发表所谓“斯特拉斯堡七点新建议”,中央在1988年再次明确指出,“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1997年,江泽民主席进一步提出,只要达赖喇嘛真正放弃分裂祖国的立场,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就可以与达赖喇嘛就其个人前途问题进行接触商谈。中央的立场一以贯之,始终没有改变。
笔者认为,其中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中央在原则问题上是坚定的。达赖领导的所谓“西藏流亡政府”完全是非法的,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它。达赖及其“西藏流亡政府”代表不了西藏人民,中央也不可能与之讨论什么西藏政治地位、社会制度等早已解决的问题。第二,中央对达赖始终是留有余地,给予出路的。尽管多年来由于“藏独”势力的捣乱出现了各种复杂的情况,但中央始终保持与达赖的接触。从1979年到现在,先后安排达赖的代表和亲属20多批回国参观,2002年以来,达赖的私人代表已经8次与中央有关部门接触,并曾赴西藏、广东、上海、云南、广西等地参观。所有这些,都是希望达赖能够真正认清形势,向中央的要求和我国“宪法”的规定靠拢,做出正确的选择。
笔者注意到,杜青林在此次会见中特别强调,“在西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绝不会动摇的”。中央这句话已经不知讲了多少遍,达赖方面应予深思,并以积极的行动响应中央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