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遭遇资金寒冬，地下融资风潮渐起

　　几天前，张伟(化名)从温州拿回了200万元借款。“对方好像是个做鞋的，”他说，“这太正常了，现在还有哪个银行会贷给民营企业钱。”

　　张伟是浙江绍兴一家纺织公司的老板，生产的服装大部分出口。公司100多名员工，比去年这时候已经缩减了一半多。张伟形容纺织企业的状况说，生不如死，死又不是时候。

　　去年下半年开始的货币紧缩政策，使这家纺织企业感受到了阵阵寒意。与之相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更是让它雪上加霜。

　　过去两个月里，在重庆、浙江、江苏和江西，全国工商联每天都能反复听到这样的故事。在一系列的调研过后，一幅紧缩下民营企业的生存全景图变得清晰。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主任陈永杰说：“民营企业会熬过这段时间，不过过程一定会很痛苦。”

　　成本：涨价属于违法

　　4月的第一周，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谢经荣率队来到了重庆。陪同前往的陈永杰选择了他的老家綦江，在当地组织民营企业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座谈会的主题是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的影响。

　　在这次座谈会上，陈永杰碰上了他以前的同学张林(化名)。张林经营的公司承担着重庆某大学的后勤服务，这家公司原本有800人，现在剩下不到600人。张林原本打算新建一个分支机构，也因为资金等原因搁浅。张林说，如果算上计划新建的分支机构，就业人数大约减少了400人。

　　张林裁员有两个原因。资金问题以外，就是劳动力成本上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原本用工就不规范的民营企业面临新的压力。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企业需要和员工签订正式的协议，需要承担员工的保险等多项费用。由于保险不可转移，在大部分民营企业，员工直接要求将保险算在工资里。

　　新的费用明显增加了企业的资金压力。参加这场座谈会的除了张林，还有当地十余家民营企业的代表，这些企业分别从事农产品(24.15,0.35,1.47%,吧)加工、纺织、化工和房地产。陈永杰经过调研发现，从春节初至今，民营企业雇用员工的花费每人至少提高了四五十元。年前那样的工资水平甚至已经不能留住员工。

　　张伟的纺织公司是浙江民营企业的缩影。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张伟碰上了成本涨价而产品涨不了价的尴尬困局。他说，价格从棉花开始涨起，布料、用于印染的化工材料价格都在涨。再加上国家针对外贸连续出台税收调整政策，出口企业已经是负利了。

　　“人民币累计升值已超过15%，连老外都变得精明了。”张伟苦笑着说，去年他加工的罩衫和外套一件能够挣两块钱，现在，每卖出一件就要赔两块钱。“老外像看准了中国似的，加一毛钱人家都不要。”

　　绍兴，这个纺织大县遇到了出口难题。此时，当地政府号召企业及时转变思路，产品由外销转为内销。不过张伟说，这也需要企业付出成本。“外贸的衣服做内销，有些需要修改，还要雇用员工，这都需要钱。一里一外，资金就是问题”。

　　无奈之下，通过朋友介绍，张伟赶赴温州，从那里带回200万元，以解燃眉之急。不过麻烦还没有结束，“但即便转为内销，没有自己的渠道也只有死路一条”。

　　而且，做内销的公司也不见得可以消化成本上涨压力。全国工商联调研时发现，在江苏和江西，一些从事农产品加工、工业制造和冶金的民营企业为原材料涨价叫苦不迭，但是为了抑制通胀压力，政府出台了价格干预政策，一些成本的上涨很难传递出去。江西南昌一家农产品加工公司的老板反映说，当下，降低成本、开源节流是公司的首要经营任务，因为未经许可涨价在当地属于违法。

　　资金：温州就是银行

　　在为资金所困的张伟把目光转向温州的时候，保育钧也赶到了温州。这位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不是第一次来到温州，不过这一次，温州却让他感到忧心忡忡。

　　“地下融资的风潮如火如荼。”保育钧这样形容他的见闻。3月底到4月初，他花了两周时间在绍兴、温州以及周边地区调研。

　　张伟不肯透露他那200万元贷款的利息。不过根据全国工商联的调研，温州地区的地下融资已经开始以月息5%计算。算下来一年的利息近60%。利息是高，但是至少暂时能够保住企业。很多企业对地下融资趋之若鹜，因为在当地，“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有企业能够从银行拿到钱了。”张伟说，在浙江，温州就是银行。

　　在北京的金融监管部门看来，地下融资是非法行为。不过在当地，政府部门对地下融资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保育钧在调研期间，与浙江某市领导交流，该领导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企业要生存，居民要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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