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因“特富龙事件”声誉大损的杜邦公司,后来却荣获了“跨国公司最佳公众形象奖”
文/本刊记者 刘建辉
很遗憾的是,对于大多的人来说,认识杜邦是从2004年的杜邦特富龙事件开始的。对杜邦中国来说这是个产生极大负面影响的事件,尽管后来美国环保署以及中国国家质检总局都特别说明,不粘锅中所使用的特富龙涂层是安全的,公众是被美国环保署不精确的描述以及媒体的错误理解所误导,但是在中国市场上,直到现在不粘锅乃至杜邦公司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特富龙事件”的阴影。
“特富龙事件”对杜邦公司的影响是深远的,其中一点就是迫使杜邦采取更加主动地与公众进行沟通的方式。杜邦公司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国区总裁唐博伟(Thomas G. Powell)说:“杜邦公司主要是做B to B(企业对企业)业务,不直接面对消费者。但是在‘特富龙事件’之后,我们认识到必须永远和公众保持密切的沟通和联系。”唐博伟是在参加搜狐财经频道以及《经济》杂志等几家媒体,就企业社会责任这一话题进行联合采访时说这番话的。
接受此教训,杜邦公司近两年来增加了与公众的沟通,逐渐让人们看到杜邦公司的真实面貌。在由搜狐财经、光华传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几家机构发起的“2005年企业公众形象评选”中,杜邦荣获了“跨国公司最佳公众形象奖”。我们也因此了解到,作为一家拥有超过200年历史的著名企业,杜邦公司其实有很多值得尚在襁褓期的中国企业学习的东西,尤其是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方面。
杜邦的“零目标”
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不同的公司为之赋予了不同的内容和实践标准。相对于记者所了解的绝大多数企业来说,杜邦赋予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更多,实践标准更严格,并且将之贯彻到了企业的核心价值理念中去。
杜邦公司的网站上这样写道:杜邦的经营策略是,除了要以负责的态度建立一个成功的企业外,更要创造一个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做到自然环境生态平衡,照顾到后代的需要;因此,杜邦设定了一个“零目标”,务求实现工伤、职业病及环保事故为零的纪录。
“零目标”听起来遥不可及,恐怕没有几个公司敢对自己提出这样的标准。在矿难、爆炸、中毒事件频发的中国,零工伤、零职业病、零环保事故的要求近似于残酷,何况杜邦还是一家以生产化工产品为主的企业。唐博伟在接受《经济》采访时这样解释杜邦制定“零目标”的依据:“我们设定‘零目标’就是要让员工知道任何事故都是不能接受的,一旦接受了一个事故,更多的事故便会接踵而来。”
按照唐博伟的说法,企业只有近乎苛刻地要求自己才能取得最大的成绩。唐博伟在提及杜邦公司实现“零目标”方面取得的成绩时显得相当自信。据他介绍,2005年杜邦在深圳的工厂创造了安全无伤害五千天的记录,现在这个记录还在延续。在上海浦东的杜邦农化工厂也已经实现连续5500多天零事故,杜邦所有在中国的工厂都朝着零事故的方向发展。
杜邦为什么会这么重视安全问题?可能与公司的历史有关。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背景:200多年前当杜邦公司刚刚创立的时候,主要生产黑色炸药。由于炸药的危险程度非常高,在公司创立之初曾发生过安全事故,造成包括杜邦家庭成员在内的人员伤亡,使公司认识到必须要全力以赴保证安全。1800年杜邦公司准备建第一个生产车间,当时公司创始人EI·杜邦就坚持把车间要做到河边,并且按照开口盒子的原理把厂房建成了三面加重墙、一面轻体墙的结构。这样一来,一旦发生事故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证工人的生命安全。
唐博伟说,杜邦的安全文化绝对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不管在开什么会首先都要提醒注意安全,一旦出现意外事故从哪里逃生。杜邦还把安全作为招聘员工的条件,如果员工在工作中不注意安全或者不认同杜邦的安全文化,他就无法在杜邦谋到职位。据唐博伟介绍,杜邦的员工在杜邦的车间里、公司里受伤的几率比家里还要低。
杜邦除了在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之外,还专门成立了杜邦安全咨询业务部,帮助很多公司建立安全管理系统。在这方面,杜邦的一个得意之作是广州新白云机场。从2001年到2004年,杜邦安全咨询业务部帮助广州新白云机场建立管理安全系统,实现了连续五百万小时没有出现重大事故,使整个白云新机场石油管线预算方面节省了四千万元。
杜邦在环保方面也做出了很多努力,这对于一家化工企业来说尤为不易。这其中也有一个小故事。上世纪30年代初发明的CFC(氯氟烃)替代了原来二氧化硫作为制冷剂,主要用于冰箱的制冷。当时杜邦CFC产品的品牌是氟利昂。到了70年代初期,世界各国开始研究使用CFC到底对环境有什么影响,后来发现会导致臭氧层变薄。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当时依赖CFC的设备总价值达到了1350亿美元,杜邦占全球CFC总供给量的25%,是杜邦公司的很大一块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