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邦凭什么“形象最佳”？

但是杜邦还是决定投入大量资金研究CFC的替代品。尽管当时的法律并不要求CFC生产厂商马上去寻到替代品，但是在1988年美国宇航局宣布“CFC类产品破坏了臭氧层”的结论的72小时之后，杜邦公司正式宣布通过了完整的过渡计划，逐渐退出CFC设备的生产。又过了两年，杜邦终于拿出了第一代对臭氧层不再有破坏作用的新产品。到1994年以后，彻底停止了CFC有关设备的生产，比原来计划提早了5年。与此同时，1990年到2003年期间，杜邦把固体废物的排放降低了40％，温室气体的排放降低了70％。

中国企业缺什么？

重视企业社会责任从短期看可能会增加企业成本，但是长期来看会让企业收益更多，这是谁都知道的道理，也几乎成为了支撑企业重视社会责任的最有力的理由。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要把社会责任落实到实处，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

北京大学国际MBA美方院长杨壮教授认为，中国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很多都是在搞形式，可以为了得到某个荣誉或者满足某个标准找出各种数据。“有的老板捐出去两万块钱，马上派人写一个公益报告，同时大做宣传，但是到这个企业一看，发现这个老板对员工毫无尊重之意，完全像个暴君和暴发户。这不叫企业社会责任，这是扭曲的公益行为，”杨壮说。

唐博伟说，我们觉得道德价值核心应该指导我们的全部工作，另外还有一整套的体系制度来保证我们按照这个标准去做，并且保持非常好的透明度，公众、客户和员工自然会根据你的承诺和行为来进行判断。

杜邦在环境责任方面更多的是出于企业的自觉的行为。杜邦有一句名言“尽量不在地球上留下脚印”。杨壮认为，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很多，作为一个百年老店，杜邦给我们的提示是企业应该在发展过程中有自己的核心价值理念，这种核心价值理念有些东西是全球全人类应该是通的，并不受到文化的制约。

一个企业的文化价值体系的建立和企业创建人的思想文化理念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一个企业家的精神理念通过各种形式包括制度规范下来，传承下去，渗透到体系中的每一个地方，就可以保证每个人按照这个体系标准工作。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企业文化是老板文化，一是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二是即使得到认同也缺乏将之传承下来的机制。这就导致企业行为的不延续性，其中当然包括企业的社会责任价值观。

由于国外很多像杜邦这样的大企业早期都是家族企业，因此容易将前辈们确立的企业价值观传承下来并不断完善。杨壮认为，中国的企业目前面临的竞争环境大不一样，应该建立一个比较好的机制，包括选人机制，评估机制。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制的话，很多东西就会变成一种形式，因为这个企业往往因为某个个人的品格或者品质而发生改变，当这个人离开以后，没有传承机制，无论企业社会责任还是企业终极目标，都会发生问题。

另外，中国缺乏一个公众信任的权威组织来评判企业行为。在美国有一本《消费者报告》杂志评价所有的品牌，新产品出现以后，对产品的内涵、外延，它的质量、形象、可信度等一系列的指标进行评估。由于这是家非营利机构，而且机构成员都是极为专业和有信誉的人，因此美国公众对这家机构极为信任，大家在买产品的时候都会参考《消费者报告》杂志。

1986年现代汽车以为廉价车会打动美国人的心，半年之后《消费者报告》杂志在十几个指标上对其评价都是最糟或者次糟。被评价之后，韩国车马上撤出美国，现代汽车经过20年之后，才把韩国车质量差的形象从美国人的心目中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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