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犯罪，影响三代”的考公限制，需要讲讲明白

周世虹委员终于把之前民间传得沸沸扬扬，但一直没有明确宣示规则的“一人犯罪，影响三代”的问题，摆放在了全国两会这个国家议事平台之上。事实上，我国参军、公考、考编的政审规则，其实一直没有公开的宣示，而且公职岗位千差万别，不同单位掌握的政审标准也不尽一致。

所以，目前“一人犯罪，影响三代”也只是民间的俗称，却成了影响广泛，又含糊不清的“土政策”。因为没明确边界，更容易显得“威不可测”，甚至还会产生误读和异化。比如，个别人可能利用公民害怕影响孩子前途的心态，逼其就范。在一些家庭暴力案件当中，就有被殴打的母亲，因为害怕将家暴的丈夫绳之以法之后，影响孩子未来参军、入党、考公的前途，而选择忍气吞声。在奇怪的误读之下，政审机制竟然被家暴者滥用了。

其实，为了保证公务人员，特别是机要岗位上的公务人员政治上的纯洁性、可靠性，进行政治审查是必要的，但是，审核规则也不应该用一句模糊的“一人犯罪，影响三代”所代替。这一次的公开讨论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将这一涉及无数家庭切身利益，却又含糊的规则明晰化。

首先，“罪责自负”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基石之一，它意味着国家在进行刑事责任追究时，不能将犯罪人应承担的责任转嫁给第三人，不能搞“捆绑式处罚”。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每一个人也不用承担不属于自己的法律责任，所以现代法治是严禁株连的。

一个人的前途应该由自己来决定，而不是由其父母乃至更远的亲属的犯罪记录所决定。“世袭”“恩荫”绝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就业公平，“株连”也不是。哪怕是在过去的特殊年代里面，讲究“出身成分”，也是强调“要看出身，但不唯出身”，关键要看个人表现，这个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丢。

其次，对特殊岗位有必要实施亲属犯罪记录的审核，但是，不能对所有岗位搞“一刀切”的禁入，要有明确的规则。

对于保密等特殊岗位，当然有必要在招录时调查当事人的社会关系，也包括调查亲属的犯罪记录。但是，应该明确审核的亲属范围，以及涉及的违法犯罪性质：普通治安违法是不是要被纳入审核范围？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是轻罪，还是重罪？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还是普通犯罪？而不能像现在这样，让“一人犯罪，影响三代”成为所有考公的不透明门槛。

一个寒门子弟寒窗苦读十几年，终于能够考公，回报家庭和社会，但是如果仅仅因为亲属犯罪记录而中断上进之路，这难言公平，难言法治。至少应该赋予当事人申辩的机会：向单位说明与有犯罪记录的亲属的实际社会关系，还应允许当事人通过个人的突出表现作为“补强证据”。还得防止亲戚恶意报复、要挟，比如，有家庭矛盾的叔伯舅姨故意在孩子考公、参军时犯罪，意图毁了孩子的前途，这并非杞人忧天。

而且，不透明、缺乏申辩机制的政审规则，是很容易造成误伤的。比如，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烈士的独女左太北，当年报考哈军工时，一度“政审不合格”，原因是左太北在填报资料时，很诚实地写到了左权的哥哥、自己的伯父曾是国民党，最终由陈赓大将拍板接受了作为烈士遗孤的左太北。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当下，“一人犯罪，影响三代”的考公审核条件，也应该更加透明、阳光，赋予当事人必要的申诉、救济渠道。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特别强调，要“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对罪犯的近亲属考公搞一刀切的限制（作为某种“玻璃天花板”），可能构成对于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这不是什么提升了“法律震慑力”，相反可能扩大了社会对立面。

无论如何，作为影响到千万家庭切身发展的一项考公限制，“一人犯罪，影响三代”的政策需要讲讲明白，防止被误读、被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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