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消费流量是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关键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除了国民经济分析和短期经济预测以外，主要还做国民经济增长和均衡，第三个板块是债务、货币、资产之间平衡的研究，目前正在推进。我们主要研究过去这么多年，或者是未来均衡方面的，一些在短期均衡模型中看不到、中国特有的问题。

今天主要想讲的是影响中国消费、需求方面的问题。 整个实验室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二元体制思路来展开的，通过这些方法，二元体制在标准的城市化与扭曲的城市化之间有一个差值，比如说人口计划生育和没有计划生育之间实际上也有一个人口增长率的差值，我们把他叫做体制扭曲性差值，标准值和实际值的差值，根据这个来推增长方面，比如说增长潜能、均衡方面，比如说是不是消费减少了或收入减少了。资产方面，货币方面，主要就是我们有多少资产，二元体制下，哪些资产不够，可能会引发币值和货币之锚、抵押信用等方面的问题，今天主要讲消费方面的研究。

影响中国消费需求均衡增长，长期来看是三个问题：一个是计划生育造成的需求收缩；其次是人口迁移，由于户籍的二元体制，导致了城市、农村里淤积了很多低收入的人，本来他们的收入可以提高，但是由于这些淤积的存在，他们的收入、消费对整个动态的产能平衡是有影响的。第三我们发现影响最大的问题，还是土地收入的分配和房屋支出这方面对居民消费的挤出。 2020年，我们计算的产能过剩大概在13万亿，按照我们这个阶段生产品一半，消费品一半计算的话，实际消费品消费产能的过剩就是6.58万亿左右。

我们来看人口迭代时消费收缩，根据我们的计算，1992年到2000年生育率、人口增长率以及之后20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和人均GDP，每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多少，消费率是多少，我们算出迭代收缩了多少消费，这个消费占产能过剩的部分是多少，占GDP的比例是多少，整个消费的比例开始的时候是0.14%，减少的消费是这么多，但是到最后一年，是1200亿，是一个累积的减少，所以占GDP就是1.25%。

因为人口的收缩不像GDP流量，今年多，明年少，这是一个迭代式的收缩，例如，今年减少的200，要加上明年减少的300，迭代收缩的总人口就变成500。所以对应的消费也是一个迭代收缩的过程。 我们也计算了，2021年开始到2035年，如果就业劳动率的收缩发生这种局面的话，根据当年收入、消费的迭代性收缩，到最后一年收缩的额度还是挺大的，为17%，一年一年迭代累积性的收缩，最后一年是影响居民消费19万亿。迭代收缩是积累的，但是如果到2035年，迭代的规模更大，影响迭代消费的比例也越来越大。这是第一个，我们看了一下计划生育引起的消费收缩，这个已经是没办法了，因为一般是20年前人口的生育影响20年后收入和消费，从人口与影响经济增长的关联度来看，一般是滞后20年。

第二，城市化滞后的消费收缩。人口城市化有一个窗口期，比如说20岁的时候，你不让他进，你说50岁了，你来城市化吧，已经不可能了。所以中国的二元体制下，应当有一个错过城市化人口的概念。错过城市化人口，这部分人口实际在农村有一个收入的损失，比如说我到城市的话，应当是五万块钱，但是我现在在农村里窝着，可能就有两万块钱，他损失的收入实际上会影响到消费，这个是二元体制扭曲造成的。其实我国错过城市化人口的量很大，我们在比较土耳其、墨西哥、印尼的人均GDP和我们现在差不多，横向比较的话，也是在1万美元左右。这三个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就业的比例现在下降到13%，但是我们国家大概去年在24%，我们生生比他高了10个点，也就是说，在二元结构中设置户籍制度，导致人口在农业和农村里的淤积。我们大概计算，农村去年淤积2亿人口左右，在农业里淤积的劳动力大概9000万人左右。这部分人口肯定会影响整体的需求、消费，根据前面影响的收入，再来看影响的消费，2015年的时候，影响到23000亿的消费支出。我们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二元扭曲的体制，由于过多地淤积了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导致没有很顺利地转移到城市，形成那种体制比较顺的收入和支付能力。

第三个房地产经济对消费的挤出。我们做了一个图，土地出让金，假定如果由集体直接交易，政府收40%的税，收入留给农民。如果合理的房价收入比，比如说6，这是2000年到现在的收入房价比，我们是9.3。联合国人居组织认为超过6，一般以工资收入的家庭就有风险。按照这个房价收入比转移掉市民的收入是这些，市民的收入消费率是这个，农民的收入消费率是这个，可以计算挤出居民总消费收入。20020年挤出了7万亿，这一年的总消费是29万亿，占到这一年总消费的24%。房地产从农民手里过多的把土地收入分掉，分配到政府和高房价转移居民收入这部分，影响的消费占到当年总消费24%，这个量接近1/4。 我们看开发商购置土地价格的涨幅，价格现在已经一千多万元了，开始的时候只有几千块钱，这个地方是20多万，这个是全部出让土地平均价格，这个主要是包含工业用地的价格，2020年涨到259万了，这是楼宇的土地出让价格，比如说商业、写字楼、住宅的出让价。 这是土地出让金，每年得到的，2020年我们是84140多亿，土地出让金占地方政府的收入，45%都过了，占到全部财政收入大概是25.6%。这是商品住宅的价格，一直从2000年的2000元均价，涨到去年10100元。现在由于地价太贵，要用楼层来消化，我们算了一下，2020年平均四点几层，去年这个是37层，房地产商达到8%、9%的利润，这是全国平均，需要盖37层才能保住利润，当然也包含往地下延伸的地下车库部分。 这个是土地交易收入分配扭曲和高房价挤出居民消费每年的变动。

居民总消费占GDP的比例，最高的年份大概是52%左右，一直在下降，去年下降到GDP的29%点几，下降了20个百分点，说明我们从1982年以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包括居民收入，我是指居民拿到的那部分收入，即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不包括政府支付的教育等这种广义的消费，而是居民自己支出的那部分消费，只占GDP的20%几。 我们说贡献比的时候，没加城市化影响的消费，这三个加起来是100%，我最近也想再细化一下，让学生再把城市化滞后影响的消费加里边，这个比例就是四部分。现在看三项消费里面这是劳动力迭代对产能过剩的贡献，你看这两个都不是太大，最大的是房地产，影响的产能比例是在50%多，可以看出来，平均一下大概就是50%，一半的产能过剩是房地产挤出消费造成的。

所以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还是居民收入问题，特别是2020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和住宅资产拥有量分别是农民的12倍和19倍。因为农民的住宅是建造价资产，城市居民的是每年的平均销售价，乘以人均住宅面积，所以城里人的住宅财富是农村住宅财富的19倍，财产性收入是他的12倍。 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最后得出来一个结论，我们认为国民经济香港化、畸形化，要想把这个扭过来，一定要解决房地产对居民消费的挤出问题，你想解决制造业问题，工业产能过剩问题，你不把房地产的事解决是不行的，另外，政府的钱也来自于这儿，经济发展靠房地产支柱，是不可靠的。因为这把工业品的需求给挤掉了。

现在关键是农村土地改革问题，农村土地使用财产权的交易和以地为本创业，是农民收入的关键，其实我觉得这两年农民大量的回到农村，因为城市也不景气，加大了对实体的挤出。但是回去了干啥？二元体制下，土地不能交易，他没有土地指标，搞了一个企业，用了一点土地，但很多在“一刀切”的拆违中被拆除，那农民经济主体就不能用他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去纠正体制的扭曲，我们从二元体制的经济学来看，发生了这个问题。 我们觉得从农村各类收入变动来看，未来15年，从事第一产业使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权重会更加缩小。

现在第一产业是增加值比例7.7%，我们的第一产业没有包括采掘业什么的，就是单纯的农业。我们24%的劳动力创造了7.7%的增加值，收入能高到哪儿去。因此农民收入关键是土地资产的交易收入，如果按现在每年300多万亩的土地征收来看，要真是让一半的话，起码得拿到四万亿，像去年，要是给能让60%，能更多一些，把收入给拿走了。 另外，你要是给他一些土地指标，这个土地能不能市场化交易，就让他自由配置，其实是可以节约出土地来，反而就是这种二元体制，一部分是市场交易，都拿走了，拿到垄断市场上交易了，所有土地又不让交易，大量的闲置和浪费土地，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我们把这个叫做体制扭曲型的闲置和低利用。比如说我们算耕地闲置低利用大概在2.6亿亩左右，闲置和抛荒，低耕种的，如果你让他交易，价格成本发挥作用的话，他不会剩余这么多，和墨西哥当年的土地改革之前一样，土地改革之前和土地改革之后的农村土地，产量增加了13%。不让他交易，大量的闲置浪费土地，包括劳动力也是一样，国有资产也是这样，国有资产我们算了一下，80多万亿的资产闲置低利用。

你的增长潜能在哪儿，经济增长的潜能就在挖掘体制性剩余，让他向标准值靠近，每改革一次，靠近一次，这就是增长的潜能。 我们发现中国的自然经济增长率和经济增长潜能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不是一回事，后者是广义技术进步，或者是需求不够了，产能发挥不出来，弄一点货币政策刺激一下，把这个抹平；我们是在体制上，体制改一下，增长潜能就出来，体制不改，单靠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是没用的。

要推进体制，必须从二元体制向一元化并轨这个角度，比如说如果农民以地为本创业，土地指标和要素市场化让他盘活，即使有5%的土地收益，农民也会有五万亿的土地要素投入性收入。其实我们观察改革开放的时候，乡镇企业GDP占总的GDP只有2.5%。最高的一年，2003年，这一数据为25%，1/4的GDP是乡镇企业创造的。但是那时候土地管得不严，虽然土地不允许交易，他利用乡镇企业追求利益经济主体，建一个工厂，把它市场化，来纠正这个土地不能交易扭曲，通过市场化的产品，其实把地租得到了。但是如果规划、用途、管制特别严，最后土地都让政府拿走了，就没给农民留，他上哪儿弄收入去。

我们现在有些部门，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好像农民回到农村，就可以赤手空拳创业了，就可以获得收入了，任何产出都是要素组合的过程，不可能单纯依靠劳动力就凭空创造产品，得和土地结合。你说让农民发展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干啥事都是违建、违规，土地指标都得不到，他怎么发展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怎么获得土地收益，没有收入，他就没有消费。

我今天讲的，我们要实实在在地研究一点经济问题。如果你要把土地交易放开，给农民留一半，我们说是到哪一年才要上升到一半，我觉得这个恐怕不行。消费率，你要是再把土地创业放开，每年我们计算就会有6.65万亿的消费需求，这个问题就把生产过剩解决了。 还有一个，土地市场化和住房多渠道化可以降低绝对房价，释放一些城镇居民消费，应该允许宅地市场化交易。

城乡人口、劳动力、住宅可以双向置换，应当放开合作建房，加大公租房的供给。住房，其实你去看欧洲、日本、韩国，房价收入比没那么高，像德国，房价很低，为什么呢？多元化供给土地，几十个人买一块地，可以盖一个合作社，欧洲是住房合作社；美国，买一块地，自己弄一个房子在那儿住，也不贵，没有房地产商。

我们房价62%是政府的钱，土地出让金和各种税费。10%是房地产商的利润，1%才是建筑商的利润，建筑成本只有27%，一万块钱的商品房，成本2700块钱就能把这个房子建起来。我自己去建造这个房子。我们在计算机上模拟流量，可能要进行这种改革，才能在收入支出消费流向和流量方面给工业生产提供十万亿左右的新增消费需求。有的人说，我们现在经济增长潜能，人口没有了，也无所谓，我们有人工智能，机器人，可以创造财富，现在的问题就是你没需求，人工智能或者是机器人创造那么多财富，卖给谁呀，经济学上，在均衡这方面，经济增长有一个需求的可能性，需求可能性边界，他没有这个可能性边界，要么你就出口，国内没有那么大的可能性边界，出口出不去，把所有的劳动力都用机器人替代了也没用，也增长不了，除非你卖给地球以外的人。

这是我们居民消费占GDP收入增速，这个数据是净值，没有包括1.5%的通货膨胀率，如果通货膨胀率包括进去的话，大概是120多万亿，这个是140多万亿，这是净值。但是我们觉得，要有这种办法，一定要让居民的收入增长快于GDP的增长速度，才能把居民的消费占GDP的比例扭过来。 我看这次7月30号的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发展能源汽车，我们看了一下，现在有没有消费需求，工业化是不是结束了？我们发现耐用消费品里的一些与房子有关的，比如说热水器，空调，抽油烟机，这类的消费需求弹性还是非常大的。另外就是汽车的弹性最大，消费需求弹性，我们也在国际比较，美国每百户的汽车拥有量是200辆，日本、韩国、台湾大概是150到160辆，俄罗斯大概100辆，我们去年城镇是40多辆，农村是20多辆，消费弹性非常大。去年比前年汽车增长放慢，就是没收入了。

我今天要讲的，消费大循环，实际上是居民收入问题，新消费，刺激消费等等，没收入怎么刺激消费都没用。 所以我今天讲的主题就是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循环，所以还要把GDP结构当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政府通过国民经济核算算出来的住户部门收入占多少不好使，买工业品主要是手里的钱，自己支出了多少，喝这么多咖啡，不能政府每天请他喝咖啡，这不现实，也不可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这是真金白银，要不然最后，按照我们现在的收入核算法，在国外给自己的花园草坪割草都算GDP，这个东西和居民消费没关系。 所以我想讲的，我们还是有需求，我们工业化还没结束，关键就是土地和资产改革化，如果推进，收入和消费问题就可以解决。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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