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村：剩男“生米煮熟饭”逼表妹成婚

　　“《崖边报告》是一部优秀的农村民族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深入自己的家乡，一步一步为人们揭开理想失落、集体瓦解、阶级再造的年代中，农民和农民工在社会的底层苦苦挣扎的真实情况。《崖边报告》的贡献在于指出中国必须调整发展模式，农民必须再走合作化道路，我们才能看到一丝的光明。”

　　这是远在香港的劳工研究学者潘毅对《崖边报告》的推荐语，两人之前素不相识，让作者阎海军颇为感念。

　　此书于近日出版，阎海军本是名不见经传的地方电视台工作者，一个出身于甘肃崖边村的八零后，但经过贺雪峰、梁鸿等知名三农学者的推荐，《崖边报告》也得到了各主流媒体读书栏目的好评。继梁庄系列后，人们多久没看到这样扎根乡土的非虚构写作和鲜活的思考了？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阿列克谢耶维奇，也是对非虚构写作的嘉奖，令阎海军振奋。在此前记者的采访中，阎海军说：“一直想问你，你是城里长大的，为什么会对农村的故事感兴趣？”他习惯性对读者群的兴趣缺乏信心。作为一个由乡村向城市迁徙并落脚城市的人，他身上承受着城市和乡村的剧烈撕扯力。

　　书中的崖边村，位于陇西黄土高原旱海的山湾里，在这个偏僻荒凉又闭塞的村子里，发生了许多真实而荒诞的故事，超出了城市的想象。

　　因为光棍问题和奢婚导致的乱伦，老人以绝食自杀解救贫困的家庭并被默许，阳光下，另一种生命状况和观念还在顽固地存留着，在西北的沙尘和粗粝的风中。阎海军引述他喜欢的作家张承志：这里的农民习惯沉默不语，保守秘密。但阎海军记述下来，翻出鲜血淋漓的伤口，并生发出一系列关于三农和城镇化的思考。

　　记者来到崖边村，跟随阎海军一起探访那块中国最贫瘠的土地之一。

　　“陇中苦甲天下”，崖边村是甘肃典型的广种薄收之地。一路上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景观。

　　“光秃秃的山峦，风气尘扬。这景致看久了眼睛也会生疼，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焦虑和迷惘。连绵起伏的山丘受雨水切割，沟壑纵横，每一座山包都有无数的山湾，每个山湾都养育着一个村庄。我的故乡——崖边就在整个旱海核心区域的一个山湾里。”这是阎海军在书中的描述。

　　令人惊讶的是，阎海军父母的家中挂满了字画。陇中地贫民穷，但崇文尚礼精神犹存，传统文化底蕴深厚，非常罕见。父亲是少有的在这个时代仍有“公心”的人，他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也成为《崖边报告》的主人公之一。

　　难以想象，共产主义这个蒙尘的词汇仍然遗存在阎海军和父亲的头脑中。一切就从共产主义和人民公社说起。

　　1956年至1958年，短短三年时间，崖边农民经历了初级农业合作化、高级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三个大变革。这些运动每一次都会触及每一个农民的切身利益，利益格局的每次变动都会震荡人心。

　　阎海军如此评论：“人民公社时代，崖边的政治是集权政治，政治管理着村民的一切生产、经济和生活活动。高度管理下，公意有余，‘个人’ 不足。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管理局面，由于村班子没有主导村庄管理的全部能力，致使村庄政治生活中公意严重缺失，个体过度自由散涣。”

　　尽管人民公社存在效率问题，且有饥荒死人之痛，但其时村庄组织力在村治方面的优势却仍然被一些农民怀念。

　　在他们看来，人民公社时代，村庄的基础设施（如修路、修水平梯田、解决饮水等）建设主要靠社员投工投劳来实现，当然国家也有相应的补助支持，但到了包产到户之后，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停滞了，原来修建的基础设施也遭到了破坏。

　　在去崖边的路上，阎海军一路向我指出哪些是被自私的农民毁坏的林地。“那么细的树偷砍了能干嘛？无非做铁锹把子，或烧掉。”

　　如图中，村里的路已塌陷却并无人修。但比这更严重的是基层组织的瘫痪。

　　崖边村堪称乡村秩序裂变的一个标本，阎海军对此做了详尽的考察。

　　从前，乡村有维系社会和谐稳固的古老机制，也是农村公社共同体的遗产——“伙子里”。

　　改革开放后，基层政府弱化了对农村的管控，封建迷信也卷土重来，崖边的迷信活动从1990年开始愈演愈烈。借助封建迷信活动，村里大家族的强硬派为了开展族群斗争，发起了分“伙子里”，将外姓排挤出“伙子里”的运动。

　　早在改革开放前，崖边基层政权还会召集全部社员召开大会议政商事，但改革开放后，村级组织几乎成了“聋子的耳朵”，村民完全失去了组织约束，村里重大事项的决议只能在敬神或是村民婚丧嫁娶的聚众场合进行。

　　之后，居然是一场神灵附体的表演改变了分“伙子里”运动。一位反对的青年跳上供奉神灵的桌子，“时而口眼歪斜、时而念念有词，后来还表演了单腿立地，他的作为征服了众人”。

　　乡村治理中很多难以想象的闹剧。一位村民觊觎村主任之位已久，多次向乡政府申诉无果后，私自打开了村委会办公室，将办公室内办公设备用车拉到了自己家里，还在村委会院内拉了一坨屎，以泄愤怒。

　　阎海军对此感到非常沉痛：“基层建设是政权的根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句话在中共党建工作中从中央到地方都会广泛引用。共产党从革命斗争到社会建设，胜利的源泉就来自基层组织。合作化解散、村集体瘫痪、村民失去组织，就会重新回到‘一盘散沙’的状态。”

　　“村中的核心地带有一个十字路口，所有的黄泥小屋都依着十字路口排列修建，所有的农路都循着十字路口扩散开来。十字路口是村庄开放的公共空间，类似于城市社区的广场。村庄的所有人都会在这里拉家常、谝闲传、论是非。这里是村庄交流信息、传递信息、获取信息的主场域。”

　　记者跟随阎海军来到这里，午后村庄安静得不真实，强烈的阳光投下契里柯油画般的阴影，柳树的阴影在大块大块的土墙上颤抖，这些阴影里藏着崖边的秘密，除了风没有任何声音。曾经发生的暴烈血案和戏剧性事件在此刻无从想象。

　　独居的近九十岁老人在纱帘后静静剪指甲，并没有发现我们。这是一个由老人构成的村庄，有老人将自己形容为“独鬼”。

　　更惨烈的是一个死亡的故事。随着劳动能力日渐丧失，全力依靠儿子养老的厉某遭受屈辱后丧失了继续存活的信心，他在生病期间，采取绝食的方式，自我了结了生命。村中看望过厉某的老人向阎海军转述：“我去看望老厉时，老厉说自己已经十天没吃饭，这一次一定要给人家（儿子）死。说完这话，老厉眼泪花儿都下来了，凄惨得很，最后一口气都难咽。哎，人老了可怜啊！”

　　据阎海军引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30位师生在全国10省25个村对当前中国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开展了调研，发现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人数在逐年增多。他们在调研报告《中国农村的老年人自杀调查》中将自杀分为甘愿型、激愤型、绝望型、孤独型四种类型，并认为当前老年人的高自杀率，与农村的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正在发生较为剧烈的变动密切相关。

　　活下来的老人，有人高龄仍在坚持劳动，令人心酸。我们在暮色中碰到拄着棍子从田间干活回来的九十岁老太太，缠过足，迈着碎步，只身一人回家，当时已经几乎黑到不能辨物。正逢她家中遭遇变故，我想跟随她到家里聊天，阎海军却示意不要：“别聊了。她心情不好，看样子一聊就哭了。”

　　炕上的老人双目失明、双耳失聪十年，儿媳妇——图中编扫帚的妇女——坚持伺候十年，成为当地佳话。农忙时节，繁重的农活足以让每一个农民都身心疲惫。但儿媳还要担负照顾公公的额外负担。“农忙时，太苦了，我们年轻人随便吃点馍馍，喝点水，就是一顿饭。但是，家里有老人，必须开火做一顿像样的饭。”女性在乡村常意味着承受底层和男权的双重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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