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村：剩男“生米煮熟饭”逼表妹成婚

　　阎海军的父母在夕阳下收割谷子。常年干旱，故乡生产劳动的图景艰辛之外更显壮烈。因为村庄的人用实际行动推翻了外人对这块土地“不适宜人类居住”的论断，硬生生活了下来。

　　夜幕下，记者随着阎海军探访一个光棍的家，看到的是男性的失败和寂寞。

　　他在昏暗的独房背着巨大的毛主席画像侃侃而谈：“一个人的日子没前景，是推着过。活着，自在地过就行。不过，头疼脑热一个人下不了炕的时候，单身真的很孤独。”讽刺的是，他家中贴满喜字，包括这面镜子。

　　中国已经出现严重的性别比失衡，适婚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数千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末，中国内地男性人口70079万人，比女性多3376万。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100,7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则高达206:100，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光棍村和奢婚就是后果，崖边村是其中的典型。

　　在崖边村，一个男子如果到了25岁难以结婚，那就意味着已经发出了危险信号；如果一个男子28岁或者30岁还没有结婚，那就意味着打光棍已成定局。

　　在崖边最荒诞的是一桩近亲结婚事件。2006年，崖边人宋顺顺逼迫自己表妹与自己成婚。当大家以为他打光棍已成定局时，在外打工的他与表妹同居，“生米煮成熟饭”将表妹变成了妻子。

　　阎海军说，为了“脱光”，崖边的“剩男”无所顾忌、无所不能、无往不前。

　　甘肃的高彩礼媒体多有报道。村庄弥漫着性饥渴。这里的人从青春期伊始就经历着压抑，同村的男孩女孩到了这个年龄会羞于交往和说话，否则会引来风言风语。西北人羞于表露感情，阎海军这样解释。

　　阎海军少年时会跟随男青年夜里走20公里路去其他村听戏，动力就是那里有年轻姑娘。乡村社戏是拘谨的年轻人放纵和狂欢的地方。“在夜幕和集会的掩护下，男孩甚至可以放肆地对女孩上下其手，更生猛的把女孩带出去。女孩知道危险为什么还来？也是半推半就”。

　　女性单纯作为一种被物化的性资源而存在。无论是“占便宜”，还是彩礼的买卖计算，都是这样的原则。“对光棍而言，性的需求显然是最大的需求。人活着的确需要激励，光棍生活无望，性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光棍意味着自暴自弃的人。“光棍与常人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十有八九都是性情落寞，生活信心不足，自暴自弃。光棍通常懒得做饭，懒得洗衣服，懒得打扫屋舍，睡懒觉是他们的功夫。”

　　阎海军在荞麦田上架设起摄像机，这个位置可以俯视整个村庄，他的纪录片拍摄一直在进行。除此之外，就是不间断的思考，他一直在追求“深入系统的理性思考”。以下是记者和他的问答。

　　乡村问题中，你认为最紧迫和最希望引起公众注意的是什么？

　　阎海军：最紧迫的问题是抛弃，有城市化对农村的主动抛弃，有农民迎合城市化的被动自我抛弃。这导致了城乡差距的越拉越大。城乡差距古今中外都有，也是个老大难问题，但今天的剪刀差越扩越大，决不能再等闲视之。每个省市县长们，建设城市的热情远远超过建设农村，有的地方马路天天挖、路灯天天换、规划天天变。别说把公共财政的“阳光”向农村挤一点，哪怕是将城市建设浪费的资金用于农村，都会解决农村很多实在的问题和困难。城市餐桌浪费的食物，很多乡下人一辈子见都没见过，别说吃。城里一间装饰豪华的办公室一天所用掉的电量，可以抵得上一个村庄全体村民夜晚照明一周所用的电量。别说改变农村的具体的策略是什么，我觉得现在最紧迫的是修正良心，先把良心摆正了，我们再来讨论策略。良心不追求平等，讲再多的仁义都是空话。现在城乡是天壤之距、云泥之别。

　　在你心目中，毛泽东时代的哪些农村政策对今天尚有参考意义？

　　阎海军：有了饿死人的惨剧，人民公社被否定了。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反思这段历史，告诫后人以免重蹈覆辙，极其必要。但是，借着反思的潮流，史学界、文化界，有的人把饥荒事件无限夸大，当成攻击、谩骂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证据，实在是别有用心。温铁军和徐俊忠的说法我深为认可。温铁军认为“人民公社是中国人在决定本民族自立自强的发展历史进程中作出的别无他法的选择。”徐俊忠认为人民公社是毛泽东让中国农村“实现在地工业化，从而实现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构想”。

　　有国民党背景的史学家黄仁宇也说：“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

　　从我这些年在基层采访调查的情况来看，合作化时代最大的好处在于高度组织化可以推进村庄治理。我在书里写过，合作化时代的村庄公意有余、个人不足。我们废了过去的“统得太死”，变成了现在的“松得厉害”。治理的策略反映到经济层面，最好的效果就是又有合作又有自由，又有集体又有个人。回顾历史，井田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改革开放后，国家提出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经营体制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以集体经济组织为发包方，以家庭为承包主，以承包合同为纽带而组成的有机整体。通过承包使用合同，把承包户应向国家上交的定购粮和集体经济组织提留的粮款等义务同承包土地的权利联系起来;把发包方应为承包方提供的各种服务明确起来。

　　以上的表述非常合理，但在实践的过程中，集体是缺位的。在崖边，农业税免除之前，乡政府在收取提留粮款时完全代表了集体，但是在承担集体义务时成了缩头乌龟。这就让统分结合变成了空话。只有分没有统。农民的负担不轻，但是集体的缺位导致了村庄治理的空谷。黑恶势力横行霸道，村规民约日渐失效。

　　新世纪免除了农业税和各种提留摊派，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是村集体依然是空位的。当然还有城市化的汹涌澎湃，很多人都在逃离农村，农村治理又有了新的问题。合作化最大的好处在于能把农民组织起来，能让村庄的秩序确立起来。

　　对当前西北的城镇化趋势怎么看？

　　阎海军：在高速城镇化的氛围中，个别地方政府恨不得一夜之间消灭所有的农村。土地财政能给地方政府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和实惠，故而对经营城市趋之若鹜，但对乡建就没那么热衷。

　　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人，就算到时候达到发达国家70%的城市化率水平，我国还有将近5亿人口留在农村。面对这样的农村人口保有量，用城市化消灭农民的观点无异是难以成立的。城市化势在必行，但中国的农民不可能全部城市化。同时，中国的农民也不能一直古代化。

　　所以，我提出了守住乡土的观点，也即加强乡建，让城市化和乡村建设两翼齐飞，共同推动。城乡一体化，重点在于缩小差距，共同富裕。城市领域的现代化水平远远高于农村，有的人早已实现了超级现代化，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平等问题，关键在于提升农村的现代化水平。

另外，乡土世界负载的文化是我们这个民族不能割舍的命脉，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它们式微或者消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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