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洋务运动以来一直到新中国三次大规模的对外开放，历代中国人一直在探寻一条在开放中自强的道路。在全球化的今天，即在一个竞争越来越体现在对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全球整合能力的世界中，我们这一代人的开放强国之路或许需要新思维。
惠普、英特尔、飞利浦，这些颇具代表性的跨国公司都在2005年迎来了进入中国20周年的庆典。“我们是一家中国公司”，这句话现在已经成了他们中不少人的口头禅。但在20 年前，仅仅是西装与领带，就让他们在这个国家显得突兀。
准确的说，在中国呆了20年的跨国公司并不多，即使上述几家公司，也是1992年后真正开始了他们的中国之旅。但我们仍然愿意使用“跨国公司进入中国20年”这个概念，因为我们相信勾勒一个完整的轨迹能带给您更多的东西。
20多年前，可口可乐是一种必须凭外汇券购买的稀罕货，但今天在大城市的街头，你不会对一名往嘴里灌可乐的民工有任何异样感觉。这期间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中国政府对跨国公司的政策发生过怎样的变化，跨国公司如何影响这种变化并被这种变化所影响，20年后的今天，从政府到企业，我们如何面对这样一幅由跨国公司唱主角的经济全球化图景？
20年是一代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跨国公司塑造了一个崭新的白领中产阶层，这个阶层据说已有两千万人之巨，这批人脱胎于传统中国社会，又打上了跨国公司的烙印，虽然外表无异，但思维和行为方式已经像是一个混血儿。
2004年，联想、科龙、万科等代表性的中国本土企业迎来了20岁的生日，一年后，他们的师傅兼对手兼伙伴也迎来了20年的庆典，两厢对照，我们能从中悟到些什么？
跨国公司二十年：我们需要“新洋务战略”
三次开放VS现代化工业基础
1978年12月13日，在新中国成立后绝迹了30年的可口可乐和中粮总公司达成协议：重返中国。
3天后，中美宣布建交。又过了两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序幕。
“之前中国老是在说‘砸碎一个旧秩序，建立一个新秩序’，老是在挑战秩序。而1978年改革开放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从挑战到遵循，在遵循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中获得我们最大的利益。”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卫平对本报记者说。
不难想见，从挑战到遵循的转变并非坦途。
对那些敢为天下先的跨国公司来说，进入这个当时衣服几乎只有蓝、绿两种颜色的国家所给予的奖赏是一个没有竞争的市场，然而面临的也有难以想象的制度和政策风险。
“当年进入中国是很曲折困难的。” 可口可乐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奇伟回忆说，“当时光批工厂的文件就要层层审批，甚至至少要两个副总理批过才可以。”
可口可乐的第一个合资项目从签备忘录到最后签合同，和中国政府谈了3年。
合资谈判谈得更长的则是德国大众和上海汽车集团，从1978年一直谈到1984年。
“谈判是极端困难的。”当时任上海汽车拖拉机联营公司技术经济研究室主任的应爱斌回忆道，“与其说是和外商讨价还价，倒不如说更多地在与各种政府部门讨价还价。”
当时国家计委认为汽车是“油老虎”，浪费太大，要“限控封”，即限制生产，控制发展，封车禁油。而汽车人则通过多种渠道游说决策部门，试图调整政策。应爱斌和时任中汽工业销售公司轿车处长的苗圩、后来担任过上海大众总裁的方鸿一等几次上书计委，认为宁可石油不出口，也不能逆时代潮流。
另一个先行者惠普的到来则是中美领导人直接推动的结果。1979年邓小平接见了来访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希望他介绍一些美国比较好的高科技公司来中国开展合作。基辛格就介绍了惠普。
按照当时的政策，不成立合资企业就进不了市场。在成立办事处几年后，惠普终于在1985年成立了中美第一家高科技合资公司。没多久，在台湾惠普做管理工作的孙振耀就被公司派往大陆。
“当时惠普跟国企没有区别，比如员工的薪酬有封顶，配房、配车，有班车，过年过节送鱼、送肉等。”孙振耀回忆道，“当时公司派我到中国大陆，我的工作职责还要负责分车、分房等，当时还纳闷，怎么还要管这些事情？” 孙现在是惠普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
更让孙振耀难忘的是，当时中国计算机怎样销售和采购都是政府的事情，企业销售计算机还需要批文。“那时中国惠普的业务开拓主要是配合国家的计划。” 孙说。
今年，包括惠普、IBM、INTEL、飞利普等一批跨国公司以各种方式庆祝他们进入中国20周年。这些跨国公司先行者们不仅见证，而且参与了新中国这20多年来的开放、引资和高增长的历史。
学者温铁军最近撰文提醒说，人们已经约定俗成地认为，中国经济较快增长是最近20年的事，而且主要得益于对外开放和大规模引进外资，其成绩宏大已经是国内外公认的。但竖看50年，我们这种农民人口占绝对比例的国家“追随工业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前后搞了3 次大规模对外开放引进外资。
第一次就是1950年代中苏蜜月期间，中国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资金26亿美元，建成了156个大项目，在连灯油都要靠进口的国家第一次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
第二次大规模引资发生在196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初期，中国通过大规模引进欧、美、日的成套设备，在重工业的基础上努力形成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这种大规模引进使中国农业由于1972-1974 年化肥产量翻番而产量增加，城市人口也第一次有了“的确良”和洗衣粉。
如果再把洋务运动形成了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苗头也算上，“可以这么说，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基础从迈出第一步开始就是和外资分不开的。”人大黄卫平教授总结说，“但是真正把开放提高到‘国策’高度的就是1978年后的这一次。”
在争论中前进
事实上，在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的这片土地上，要把对外开放提到“国策”这一高度不可能一蹴而就，其中颇多反复。
1982年初，原先只能用外汇券购买、3块钱一瓶的可口可乐开始在北京的各大商场促销，5毛钱一瓶，且买一瓶可乐，送一个气球或一双带包装的筷子。一时间人潮如涌。据考证，这是中国现代市场上第一次卖场促销活动。
这次促销活动引起了很大震动，北京的一些报刊杂志立刻发表文章，抨击“可口可乐侵入中国，引进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可口可乐的内销之路被迫终止。
就在象征着美国文化的可口可乐在北京遭遇内销屏障的时候，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的“经济特区” 实验已在有保留意见中进行了两年。当时特区的任务之一就是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当时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时候，特区主要“特”在实行市场调节。
不管怎样，高层继续开放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198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成为开放引资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恰好就在这一年，中国开始了复关(关贸总协定，WTO前身)谈判。
《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主要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出口型和先进技术型的外企来华投资。当时国有企业普遍缴纳33%的所得税，而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享受10%-15%的所得税。
“现在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基本上都来源于这个规定，而且相比后来出台的一些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的优惠可能是最实的。”商务部研究员马宇说。
马宇因此愿意把1986年和1992年邓小平南巡看成是中国开放中的两个重要里程碑。
1986年以前外资是试探性的投资。1986年出台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之后，外商投资的生产性项目及产品出口企业大幅增加。1986-1991年，全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90亿美元，是前6年的3倍多。
也就在这时，一场姓“资”还是姓“社”的大辩论也隆重登场。
199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概括了这种“左”的积习。
“你说要多利用点外资，他就会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就会威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要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他就会说，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92年年初邓小平南巡的历史意义愈发凸显。
88岁的邓小平在视察时提出，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是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要“开始一场新的革命”，即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
“市场经济”这几个字一公布的时候，当时中国复关谈判的首席代表龙永图长舒了一口气，他再也不用为用什么样的词汇向外国人解释中国的经济制度而犯愁了。“我们用6年时间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承认我们中国是在搞市场经济。”他感慨地说。
党史专家潘相陈在《最高决策》一书中说，邓小平南巡和党的十四大，是自毛泽东去世后第二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思想的桎梏解开后，1992年当年，全国新批合同外资金额超过前13年的总和，1993年实际吸收外资比1992年增长1.5倍。
而且1990年代的开放以浦东开发为标志，开放领域扩大到了包括银行、保险、外贸等服务业。
2001年12月，中国入世。在黄卫平教授看来，入世是从过去的一个项目一个项目谈变为制度层面的稳定。“入世不是契机，而是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意味着中国全面承诺要遵守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他说。
开放的成本
在对外开放高歌猛进而对内开放不足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对外贸——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外需——的依赖越来越重。入世后3年，中国的外贸总额翻了一番，外贸依存度(外贸总额 ／ GDP)在去年达到了70%的新高。
去年中国已经晋升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大国，但现实是，中国从世界进口原材料，拿到中国加工后再出口；原材料不断涨价，可我们出口产品的价格却涨得很少。
“我们是在以中国人的勤劳消化着原材料的涨价。”黄卫平说。而这种以环境、资源和中国人的福利为代价的外贸井喷现象在过去的两年里已经引起了学界和政策界的高度重视。中国吸引外资的政策是不是需要调整？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是不是应该取消？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多得都难以处理的时候，一直沿用1980年代的一个指标“出口创汇”是不是应该修正？
按黄卫平的说法，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即外资到底是外人还是自己人，是敌还是友？“是敌人，咱把他轰走；是友人，咱放在一边；是自己人，就发展。现在需要对外资有基本的判断和定位。”他说。
在他看来，目前代价沉重的外贸之路尽管残酷，但在中国企业还不具备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以及就业的压力下，这也是一条不得不走的道路。
与黄卫平的乐观不同，研究农村问题出身的人大教授温铁军分析了新中国前两次大规模开放和引进外资的收益和成本。他认为收益就是建立了工业基础，最大的成本就是造成“城乡二元结构”这个基本矛盾。
“新洋务战略”
1985年，初到北京的IBM召开代理商大会，当时柳传志坐在最后一排，怀揣着刚下海时的紧张。20年后，他领导的联想集团收购了IBM的全球PC业务。
就在TCL、华为、联想等中国公司开始“走出去”的时候，在华的跨国公司正在上演着“合资变独资”的大戏。
曾在爱立信负责过战略制定的张醒生认为，这是一种必然，而且这种现象还将持续下去。因为中国政府原来希望以市场换技术，所以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就是和中国企业合资。事实上这并不代表最佳的资源配置，而是一个迎合了社会和政治需求的产物。那么，当政策发生变化的时候，这种指婚或者是拉郎配的婚姻就越来越失去了意义。
“本来我自己可以做赚一块钱，我干吗非得跟别人一块，把49%让别人赚走了，或者是51%送给别人呢？” 张醒生反问。
不仅仅是跨国公司纷纷“合变独”，而且，从1997年以来，新建的独资企业就一直多于合资企业，投资金额也超过了后者。
独资运动在黄卫平看来，更是一个进步标志，这说明“中国的投资环境有了巨大的改善，游戏规则跟世界的接轨到达的一个新的高度。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环境，跨国公司才敢独资”。
其实，在这场跨国公司发动的资源整合运动的背后，是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大众汽车全球最大的市场，诺基亚的全球第二大市场，今年一季度更是跃升为第一市场，INTEL、朗讯、三星、LG、松下、飞利浦、柯达胶卷的第二大市场，西门子的第三市场。
中国市场在跨国公司眼里“不再只是一个现金流市场，而是一个增长市场。因此，中国也被纳入跨国公司的战略体系。”锡恩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总裁姜汝祥对记者说。
“经济全球化，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黄卫平说，“大型跨国公司就是能整合价值链、供应链，让全世界的资源为我所用。”
正是观察到了全球化的种种新发展，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近来一直在呼吁“新洋务战略”。该战略的核心就是跳出核心技术的视角，放眼全球，让全世界资源为我所用，同时修炼和打造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
他说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竞争不是企业对企业的竞争，而是链条(产业链和供应链)对链条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中，掌握自主核心技术已经让位于掌握能创造自主核心技术的人才和创新环境，而这些人才不一定都要搬回中国。
“全世界的资源都可以在全世界发源地为我所用，要做到在中国企业的控制之下，但不一定身在中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项兵强调说。
而黄卫平教授则表示，中国还没到那个火候。根据洛桑管理学院对60个国家的评估，中国企业家具有的国际化视角和中国的财经教育都是垫底。
“这都需要个过程，慢慢来。”他说。
手机业进入僵持时代
独享手机市场的黄金年代
跨国公司在中国手机市场上的辉煌岁月当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中国卖出的第一台移动手机来自NEC，时间是1987年11月，广东中海集团董事长徐峰成为中国模拟移动手机的第一位消费者。这个当年需要用一辆丰田农夫车的价格才能换来的“砖头”机，价值为2万元人民币——很长时间里这样的手机是金钱、地位和特权的象征。
这是移动通讯的模拟时代，也是中国手机通讯的引入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市场是设备厂商的天下，摩托罗拉成为天然的王者。包括爱立信、NEC等企业都分享到该阶段市场的高成长和丰厚利润。
直到1993年，南京熊猫推出中国第一台手机，才从合资品牌一统天下的模拟手机时代抢下一点市场——售出2万多台中国人自主研发的手机。实际上，这几乎也是国产手机在模拟时代取得的全部成绩。
很快，移动通讯步入第二个阶段——数字时代。1993年9月18日，中国第一个GSM网络在浙江嘉兴建成。中国移动通讯市场开始了超常规、成倍数、跳跃式的发展。1994年10月广东数万用户成为第一批GSM的使用者，从此正式拉开了中国移动市场高达3.6亿用户的序幕。
爱立信GH337是进入中国的第一款GSM手机，由于抢线快接收灵敏使得这款手机一度风靡。全世界的移动厂商在这个阶段里纷纷涌入中国，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设备供应价格不断下滑，消费便捷度提高。
1999年前后，南京熊猫和爱立信在南京成立合资公司，开始同时生产爱立信和熊猫手机。跨国公司们受到了爱立信的启发，在2000年前后，纷纷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开设合资工厂，扩大在中国的制造加工能力。中国消费市场的迅速上量，使得已有的生产能力不断放大，但是市场还有缺口，拥有庞大加工能力的中国厂商也纷纷加入到手机制造阵营。
2001年，靠无线寻呼起家的波导，靠彩电制造起家的TCL，靠无绳电话和DVD起家的夏新纷纷a涌入了手机生产阵营。
“这个阶段中国厂商主要靠向跨国公司支付专利费用，向海外采购零部件组装来完成手机的生产，”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所长陈金桥博士表示，“可以说是一个没脑的市场。”
2002年大量的国内厂家已经不再满足于代工和OEM的市场，国产品牌开始自创品牌的突围之路，靠人海战术决战终端的销售策略开始被中国厂商使用，结果是2003年在中国市场指点江山10年的跨国公司突然发现他们似乎在一夜间遭遇了堵截——失去半壁江山。
“正是跨国公司制造能力的转移，让我们得以见证中国移动通讯大国向强国的转变，”陈金桥表示，“但这个阶段，国内厂商拼的是人力，国际厂商抢的是市场占用率，双方之间的竞争是错位的。”
白热化的竞争：本土手机厂商扳回一局
中国低廉的人力成本和制造优势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奠定基础。但是在与中国厂商的竞争中，这种优势却不复存在。
“我们的A8一上市，摩托罗拉的V66就被迫跌价了。”夏新股份的新闻发言人王治全提到这款成就了夏新手机的成名作，喜悦之情仍然溢于言表。
这是2002年开年的事。夏新2000年3月才启动手机生产计划，在2001年上半年以前还只能组装手机，而当时，摩托罗拉和诺基亚已经占去了六成以上的中国市场。
A8取得了让人大跌眼镜的成功。这款一度被称为“机王”的国产手机，卖出8000元的高价，而夏新最初的市场推荐价仅是3980元。这款手机直接将摩托罗拉的V66从5000多的高价打下云端。
一直为跨国公司垄断的高端手机市场至此开始发生了松动。TCL的宝石手机和波导手机等国产手机在带给经销商同样多的利润时，也在悄然改变着中国手机市场的竞争格局。
“中国手机厂商开始借脑，但是整个市场还是空心化，没有核心技术优势。”陈金桥指出。
的确如此，在2002年夏新销售的211万台手机中，有近200万台来自A8和A6这两款机型。王治全也承认：“靠一款手机打天下的日子肯定不会再来了。这样的机会只存在于特定时期。”
2003年，中国手机市场一面是产能激增库存增大，一面是跨国厂商和跨国厂商之间、跨国厂商和国内厂商之间的争夺白热化。摩托罗拉在中国市场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但是另一国际手机巨头诺基亚已经进一步缩小了与摩托罗拉的差距。国产手机意外冲高，在2002年、2003年间一度拿下接近六成的中国市场，以至有人开始惊呼：中国厂商与跨国厂商分庭抗礼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销售数据的攀升，掩盖了中国厂商与跨国厂商的差距。与家电产业类似，尽管跨国公司的销售量少了，但是他们的利润加起来却比卖出更多手机的中国厂商高。另外，在手机越来越成为时尚消费品的时代，引领中国手机市场潮流的依然是跨国厂商。不过，跨国厂商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把国产手机远远地甩在后面了。
1999年底，摩托罗拉推出折叠手机，等到国内厂商生产出类似的折叠机已经比摩托罗拉晚了整整2年；到了彩屏机阶段，2002年8月三星手机亮相到2003年国产彩屏机量产，时间仅1年；到了摄像手机阶段，诺基亚2003年年中推出7650型手机，仅仅是半年后国产手机就全面赶上；而去年9月开始流行的百万像素手机，仅仅是两个月后，到11月国内厂商就全面量产。
跨国公司开始猛然意识到中国制造的力量。而这种制造能力的背后是产品的规模上量与市场价格的迅速拉低。光是凭借技术优势和设计优势的跨国公司开始顶不住了，阿尔卡特开始和TCL合并，西门子手机也卖给了明基电通——跨国公司中国手机市场上开始了新一轮策略调整。
这种策略性调整和强调财务技巧的改变的背后，是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格局短期之内不会改变。
“未来3年内，中国新增手机用户总量有望达到2亿户。”诺基亚网络部门主管Simon Beresford-Wylie上月在印度做出预测。
但中国市场的未来并未给这家握有全球三成市场的的移动电话制造商老大以惊喜，未来3年中诺基亚的亚太市场收入“将只有稍许增长”。原因在于“虽然该市场的新增手机用户量很大，但手机价格下跌抵销了用户增长所带来的收益”。
在这种背景下，诺基亚开始把青睐的目光投向中国的邻邦印度，宣布投资1.25亿美元扩建印度手机通讯网。
和诺基亚一样，同样感到收益下滑的还有它的中国同行们。在刚刚公布的中报中，包括TCL、波导、熊猫、夏新等多家国产手机厂家纷纷爆出大幅亏损。购并、人事动荡、收益下滑正成为中国移动通讯市场的主题词。
事实上，虽然有3G这块近在咫尺的蛋糕诱惑，感到寒意的已经是所有中国市场的参与者。在中国通讯市场的拐点面前，乏力的不是少数。中国手机市场的增幅放缓，手机行业高利润增长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发轫于1978年美国芝加哥的移动通讯产业，在进入中国开始一个新的产品生命周期后，现在销售下滑和利润衰减的阶段终于开始到来了。
跨国公司卷土重来
面对咄咄逼人的中国本土厂商，跨国公司除了像上文所述与中国厂商合资、寻找中国同盟以及考虑向印度这样的周边市场转移外，也在寻找其他的新出路。商业资本的抬头为跨国公司在渠道上提供了新的竞争机会。
2003年开始，来自国美和苏宁等商业资本的抬头使得中国家电市场的渠道优势开始向连锁业集中。这些渠道大鳄不仅涉足了家电产品的销售，还跨越了数码和通讯产品。为了抗衡传统的通讯卖场，他们开拓了大量的促销配合网点。
不用和个体化的庞大的经销商队伍打交道，只和国美、苏宁等连锁厂家的总采购打交道——跨国公司重新获得了在二三级城市的市场竞争力。借助这些急剧壮大的中国流通渠道商们，2004年跨国公司扳回了丢失的部分市场，国内厂商的市场份额则下降到40%左右。
与在中国市场上的重新抬头相呼应，跨国厂商在全球市场上也重新迎来一个发展的高潮。诺基亚、摩托罗拉保持传统优势，韩国三星则全面发力跃入行业三强。与以往日韩品牌在手机领域仅具有的亚洲优势不同，三星令人惊讶地拥有了全球竞争力。
正是跨国公司和流通渠道“主流对主流”的强强合作弥补了跨国厂商一直以来的渠道短板。中国制造在全球化企业的正面竞争中失守了，但是与跨国厂商之间的差距缩短了。
2005年春节前后，中国手机市场由“准入”制改“核准”制。陈金桥表示：“这几乎是个政策性的搅局”。——短短几月新增产能200多万部，超过50多家的手机厂商在搏杀。“手机彻底变成一个质量低的易耗品”。
“中国手机市场没有退出机制。”陈金桥指出跨国公司有完善的财务指标来衡量，而国内厂家一味在拼价格。多数厂家在低价手机的泥潭中扭打。
随着一、二级城市手机消费放缓，跨国公司也开始进入到三、四级城市乃至农村市场，而这不仅是低价手机和超低价手机的主战场，也是国产手机的根据地。
今年上半年，摩托罗拉和诺基亚、西门子都宣布推出300-500元的超低价手机；中兴等手机厂商被迫应战，这间接加速了国产手机的洗牌和手机利润的降低。
但这样的改变，仅仅是做存量文章，跨国公司纷纷寻找出路找出新的增长点。
决战3G
出路在3G，诺基亚中国区总裁何庆源从4月份上任以来，在各个场合力图推进中国的3G时间表，甚至建议3G不能太看技术、主要布局大中城市。在他心急火燎的背后是对中国市场增量放缓的救市求变，以再获数字时代的优势增长。
“3G时代中国厂商在TD-SCDMA上拥有从标准到设备最完整的产业链。”陈金桥指出，在这个市场上，中国厂商还有能力进入到国际市场中去竞争。
相比3G的其他WCDMA和CDMA2000方案，中国市场对TD-SCDMA的寄予厚望使得3G的市场推进会更有节奏。3G的日程表已经是2006年的事，但跨国公司们已经难以忍耐，摩托罗拉开始调整其亚洲人事，和诺基亚一道转攻印度。
“3G时代中国厂家将开始有脑。”陈金桥表示，“虽然在欧洲和北美腹地双方不会正面接触，但是在其他市场，我们可能成为选择之一。不过这个市场中，以华为和中兴这样的设备产商获得的优势更大。”
“对终端厂家而言，3G绝对不是中国厂商的救命稻草。”夏新王治全承认虽然目前他们和华为、中兴一样拥有3G产品的海外出口，但是市场又将有所不同。
“在中国手机市场上跨国公司还将握有话语权，”陈金桥认为。“不过在3G时代，中国厂商握有自己的标准，拥有了走出去的能力和在中国市场上进一步发展的能力。”
汽车业：跨国公司的20年
跨国汽车公司进入中国不仅使中国百姓的汽车消费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变化，并且也在微妙地催生着中国民族汽车工业的发展
1978年11月，中国的汽车工业是否能与跨国公司合作尚存在争议，但邓小平的答复是“可以”，就此开始了跨国汽车公司进入中国的历程。
六年后，1984年，当克莱斯勒和北京汽车工业控股公司签下合资协议时，中国的汽车工业放在全球背景下，还实在微不足道。一汽、二汽(后改东风汽车集团)以及上汽均还不成气候，尤其是在轿车生产方面。
当时，汽车还主要是用于生产和公务，比如一汽、二汽生产的卡车以及仅有的作为公务车的红旗轿车。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拥有汽车甚至是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
所以，无论是克莱斯勒还是后来德国大众进入中国，他们的北美和欧洲同行都哂笑不已——进入这样一个没有市场的国度，实在不知所谓。
然而，克莱斯勒和北京汽车工业控股公司合资生产的北京吉普居然大获成功。来北京吉普买车的外地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把订单排到了1年以后。一时间，全中国的政府部门全部使用绿色的吉普车，尤其在县、乡级政府，北京吉普是最主流的公务车。这种情形持续了近10年。
1985年3月21日，德国大众和上海汽车工业集团合资的上海大众成立，这是跨国公司正式在中国生产轿车的开始，从那以后的20年间，全球所有重要的跨国汽车公司都已经进入中国。
今天，中国老百姓基本上可以在市场上买到各种全球同步上市的汽车，而在20年前，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2004年的数据表明，跨国汽车公司与中国企业合资生产的小轿车已经占到中国轿车市场的70%以上。
跨国汽车公司进入中国不仅使中国百姓的汽车消费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并且也在微妙地催生着中国民族汽车工业的发展，它们中的一些佼佼者，比如吉利，比如奇瑞已经露出了“尖尖角”。
带来了汽车，也带来了发展汽车业的产业环境
20年前开始冒险投资的德国大众当时绝没有想到，后来在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成立的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会成为德国大众的“现金奶牛”，一个最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利润来源。大众的成功后来触发了众多跨国汽车巨头的蜂拥而入。
但在当时，德国人却遇到了一个最大的麻烦——不仅没有真正意义的生产线，更没有配套体系。
当时，德国大众引入了桑塔纳，这款车时至今日仍然是上海大众销量比较大的车型。引入桑塔纳的时候，中、德双方尴尬地发现，中国基本没有轿车的零部件配套体系，根本无法给桑塔纳配套。一个数字是，1985年，桑塔纳的国产化率是2.7%。这个数字现在是超过90%。
一位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当时报道说：“大众汽车好像在一个孤岛上生产，这里几乎没有任何配件供应商。”而他的另一位日本同行看着上海大众的车间，则更干脆地说：“这是我爷爷辈的生产方式。”
面对一个没有配套体系的合资厂，意味着几乎所有零部件全部要从德国进口。对于德国大众而言，这无异于出口整车到中国，显然非长治久安之计。
于是，德国大众惟一的选择就是，帮助中国人建立轿车配套体系。当时，桑塔纳的国产化是上海市政府乃至中央政府在汽车工业方面的一桩大事。
上海市成立了“汽车横向配套领导小组”，召开“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工作会议”。其后，又成立上海桑塔纳国产化共同体。
1988年9月，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在一次市长办公会上对当时的上海大众董事长陆吉安下命令：“今年国产化率要完成25%明年50%不能少，否则你就引咎辞职。”
此时，刻板的德国人在技术方面严格把关，和中方一起艰难行进。当时，上海大众“国产化协调办公室”的负责人是德国人保尔，保尔帮助上汽制定了新的国产化工作程序。大批的德国专家组成了“促进人”团队，在各个配套厂的现场进行指导帮助。
最终，当上海大众的配套体系逐渐完善的时候，受惠的不仅是上海大众，中国汽车工业也收获了意外之喜。德国大众帮中方建立的配套体系现在为中国国内几乎所有的汽车厂商提供服务。后来进入中国市场的许多跨国汽车巨头，一投产零配件的本地化率即能达到40%以上，与德国大众在中国的多年耕耘不无关系。
不仅是大众，同样地，本田进入中国后，在其工厂所在地广州周围也形成了庞大的日系车配套体系。时任广州本田总经理门胁轰二对记者说：“我每次回日本，一个重要的任务是说服在日本给本田配套的企业来广州。最初他们都很迟疑，但看着广州本田产量不断提升，他们最终下定决心来广州并不断增加了在广州的投入。”结果是，广州形成了日系车完善的配套环境，吸引了日产，吸引了丰田接踵在广州开设工厂。
跨国汽车公司进入中国20年，不可否认，提升了中国发展汽车工业的产业环境。后来，吉利和奇瑞能够冒出来，也与国内已经有了汽车零配件的产业基础休戚相关。
民族品牌石缝开花
上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国内汽车市场基本形成了数分天下的格局：德国大众和日本丰田分别和一汽成立了一汽大众和一汽丰田；美国通用和德国大众分别和上汽成立了上海通用和上海大众；标致雪铁龙集团和东风汽车则成立了神龙汽车。此外，日本本田和广州汽车集团以及东风汽车分别成立了合资公司。跨国巨头和中国几个大汽车集团的合资加速了中国汽车业的发展，但是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跨国公司牢牢把核心技术把持在手，他们不愿意中国人学会开发汽车，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也不愿意在中国市场推出最新的车型。
现在还源源不断给上海大众带来利润的桑塔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桑塔纳一卖就是十年，以至在很长时间里国人一说到轿车就会想到桑塔纳。直到上海通用以及广州本田把别克轿车和雅阁轿车引入中国后，跨国公司之间在中国的竞争才开始升级。
显然，试图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并没有完全奏效，合资企业基本与自主研发没有关系，因为跨国公司彻底控制着技术。
事实上，不仅市场换技术没有实现，而且市场换利润也有失败之嫌。跨国公司一直控制着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核心零部件的采购。这些零部件是汽车中真正的核心技术，而这些零部件至今都是从国外进口，而且进口价格远远高出国外平均价格。跨国公司从中获得不菲利润。
被业界广为诟病的是现代汽车，现代汽车卖给中国合资企业的零部件价格非常高，即便现代与中国的合资企业不赚钱，现代汽车也可以赚到大把的银两。
跨国公司垄断了合资企业的技术，把合资企业变成生产工厂，使中国民族汽车工业的发展放缓了。有意思的是，在跨国公司强大势力压境的情况下，中国本土的草根汽车厂顽强地从石缝里冒了出来。
奇瑞的QQ是一个经典的案例。
奇瑞乃芜湖一个地方汽车制造厂，当年由于没有生产牌照，以无偿出让部分股份的代价挂在上汽名下，得到了牌照。
谁又知道，无心插柳的奇瑞快速崛起。凭借跨国公司帮助中国奠定的完善配套体系，以低廉成本、低廉价格成为黑马。此后脱离上汽，展翅单飞。如今，俨然章法得当，企业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势。
QQ车就是奇瑞这个传奇之中的传奇。这款造型活泼、价格不高的微型车，一推出就广受追捧，创造了销售奇迹。打败了通用旗下的类似车型SPARK。
通用以侵犯知识产权四处状告QQ。当QQ出口时，出口到哪里，通用汽车的官司几乎就跟到哪里。即便如此，依然挡不住QQ和奇瑞的发展势头。
显然，QQ和奇瑞之所以能生存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配套体系完善，而且由于劳动力丰富，所以价格低廉。跨国公司纷纷不解，为何奇瑞能把成本控制到如此之低。有传言称，直至后来，通用要求SPARK研究QQ的配套体系和采用QQ的配套体系。
此外，浙江的吉利汽车创造了另外一个奇迹。这家崛起于乡野间，不依赖国家投资，没有跨国汽车巨头技术支撑的公司，造出了受到中国老百姓欢迎的低价吉利汽车，跻身国内轿车销售前十强之列。最近，吉利开始走出国门，在马来西亚建设其工厂。今年9月中下旬，吉利将亮相法兰克福车展——全球最顶尖的车展之一。其雄心与实力让跨国公司也不得不重视。
电信设备业：突出重围的持久战
本土厂商与跨国通信巨头的战线已经从国内延伸到海外。国际通信巨头们的打压倒有可能催生中兴、华为等本土企业一跃而成新的代表中国力量的跨国公司，这大概也是他们没想到的
来自通讯行业的跨国公司们恐怕是最早进入中国电信市场的。在上世纪80年代，跨国通信巨头们不遗余力地在全中国推销自己的电信设备，大到国家骨干电话网小到农话，全部采用国外进口通信设备。更难以忍受的是，这些交换机价格高昂：欧美厂商的交换机价格一般是每线300-400美元，日本厂商便宜一些，也需180多美元。垄断技术的跨国通信巨头们宰起人来毫不手软，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赚得盆满钵满。
这些电信设备机型分别来自7个国家8种不同制式，通信业内戏称为“七国八制”。跨国通信巨头卖给中国的设备尽管技术领先，但并未给中国用户带来多少实惠，多制式给互联互通带来不小麻烦，而且造成通话质量低下。
跨国公司这一“七国八制”的市场垄断格局，终于被以“巨大中华”为代表的国内本土厂商所打破。据说信息产业部前部长吴基传首创“巨大中华”这一叫法，当时通信设备制造领域中发展最快、实力最强的4家企业——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技术，头一个字串起来可以叫成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巨大中华”。
“巨大中华”从1980年代后期发力在1990年代迅速崛起，几乎成为中国民族通信制造产业的代名词，尤其4家企业凭借在万门交换机上的群体突破，将长期在中国横行无阻的“七国八制”打击得七零八落。自从中国自己的设备厂商突破了这一技术，可以自己生产交换机之后，交换机每线的价格一跌再跌，在1990年代后期，已经从当年的每线几千元迅速跌到每线几百元。
在1990年代初期，跨国公司巨头们并未把中兴、华为放在眼里，他们对中兴、华为号称要做“世界级企业”大多嗤之以鼻。华为在与贝尔搏杀中一战成名，堪称经典。早期，上海贝尔以市场领先者的角色向中国电信市场提供主流产品。华为的交换机只能卖到农话市场。华为此时的角色是市场挑战者。华为老板任正非耐心地实施“农村包围城市”战略。任正非不惜花费重金投入研发，不断对华为产品进行技术升级来提升竞争力，同时以人海战术来响应客户需求，终于取得客户的信任。在四年时间里，华为就完成了从紧跟上海贝尔，到与上海贝尔势均力敌，再到全面超越上海贝尔的过程。
依靠交换机起家的“巨大中华”虽然打破跨国公司的垄断，但后来4家公司的发展却分道扬镳，其中历程令人唏嘘。民营出身的华为和国有民营的中兴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尤其在抗风险能力和把握市场机会能力上，华为老板任正非和中兴掌门人侯为贵表现出卓有远见的胆识和勇气。巨龙和大唐由于体制问题在产品转型上决策迟疑，延误不少大好机会，与中兴和华为的差距越拉越大。
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手机和互联网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为大众所熟悉。技术不断革新下，移动和数据通信设备替代交换机成为通信业的主流设备。虽然继续遭到跨国公司的严厉阻击，中兴和华为还是成功实现转型。
进入21世纪，尽管遇到IT业最严酷的寒冬，中兴和华为依靠持之以恒的以占10%销售额的研发投入和响应客户需求能力，其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的固定网络领域，在移动、3G、数据、光通信、NGN等现在或未来的主流领域中兴和华为表现不凡，而且具备了各有特色的核心技术。
在移动通信方面，GSM仍为摩托罗拉、爱立信等跨国公司所把持。但中兴在CDMA上获取一定优势，并取得联通CDMA招标中的部分定单。而在小灵通业务上，侯为贵抓住了技术和市场的结合点，中兴和UT斯达康一起分享这块蛋糕，成功抵御了IT寒冬，不过需要警惕的是现在运营商对小灵通的扩容开始放缓。华为在GSM、CDMA和小灵通上斩获甚少，在3G的重金投入也被视为“任正非豪赌3G”，但从去年起，华为在海外的3G业务上取得突破。申银万国证券分析师顾峰预计，虽然国际通信巨头在3G的三种制式上来势汹汹，但华为和中兴都有比较充分的前期技术研发准备，在未来的3G市场中，华为、中兴加起来应能取得30%以上的份额。
华为在数据通信业务上则异军突起，与数据通信的国际巨头思科有分庭抗礼之势。2003年思科与华为爆发法律诉讼大战，一时让全球通信界所瞩目，最终以和解收场，但国际通信巨头们开始注意来自华为的威胁。
光通信方面，本土厂商扬眉吐气。善于打价格战的中国厂商已经把国际巨头排挤在国内市场门外。华为表现出色，占据了市场的半壁江山，中兴和烽火则紧随其后。
中兴和华为为代表的本土厂商，在国内市场与技术领先的跨国公司巨头们的竞争中毫不逊色，并在残酷搏杀中形成自己的生存之道和强劲的竞争力，而这又为中兴和华为进行海外扩张打下坚实的基础，本土厂商与跨国通信巨头的战线已经从国内延伸到海外。国际通信巨头们的打压倒有可能催生中兴、华为等本土企业一跃而成新的代表中国力量的跨国公司，这大概也是他们没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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