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企业的内在价值

    儒家强调道德理性、固守以人为本的道德人文主义价值观。儒家的"人本"、"民本"理论，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国家社会民为本，就是肯定了人的生存权、发展权，肯定了民众的自主权利。这与现代经营管理思想中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是兼容、接轨的。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光绪逃往西安。由于仓皇，这些人甚至来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折，一到山西，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

　　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它们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劫掠一空，甚至连账簿也被付之一炬。

　　没有账薄，山西商人就无从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更无从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原本可以向京城来的储户言明自己的难处，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之后再做安排，这样的要求可以说合情合理。因为来取银子的难民刚刚经历过京城的兵灾，很多人甚至是亲眼目睹了票号被劫掠的情况。但是，日升昌没有这么做，以日升昌为首的所有山西票号没有这样做。他们所做的是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不管银两数目多大，票号一律立刻兑现。

　　山西票号这样做，无疑是承担了巨大的风险，面临众人的挤兑，再加上真假难辨，在这种局面下，票号经营者稍有不慎，就可能使自己的生意陷入灭顶之灾。

　　日升昌和其他山西票号面临危难之时所表现出的胆识让人赞叹。他们不惜以不计后果的举措向世人昭示了信义在票号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义制利的古训被晋商透彻地理解之后贯彻在实践当中。日升昌清楚地看到，来山西票号挤兑银两的多是王公贵族，他们的行为属迫不得已，是国难所致。不论时间长短，灾难是会过去的。这些人在京城的政治和经济实力都不容忽视，为此从长远看，票号冒一定的风险，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多更大的机会。

　　以后的事实证明，日升昌的判断是准确的。

　　战乱过后，当他们在北京的分号重新开业时，不但普通百姓纷纷将积蓄放心大胆地存入票号，甚至朝廷也将大笔的官银交给票号汇兑、收存。

　　日升昌为首的山西票号在挤兑风波中，以甘冒风险的代价换来了名利双收。义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价值观，"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而公之业益饶"，"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

    商业中的利他性

    儒家人我兼顾的互利主义处世价值观，对当代企业调节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使之趋于合理和公平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企业经营实际上是处于市场这个大的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单元，企业的发展进步不仅仅是企业的发展进步，而且是社会、政府、员工、顾客、供应商、金融机构的发展进步。企业的发展受到市场经济其它单元的制约。企业家在追求“立己”、“达己”时，也有“立人”、“达人”，因为“立人”、“达人”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也是一种自利行为。

    儒家的这些基本观念，诸如仁爱、人本、和谐、太和、中庸、诚信等等，是经历几千年文化变迁和社会实践而被证明是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是儒学体系中最基本的、核心的价值观念。儒家的这些基本价值观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其核心价值观具有普遍性。可以在当代中国企业经营管理中发挥提升道德、裨益世道人心的实际作用。当然，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学习借鉴儒家思想也必须与时俱进，合理扬弃，必须建立起适应当代中国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新体新用的新儒家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