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少年被送回家遭家暴，数次出走被送回

　　2009年，银川市6个部门召开联席会议，为救助王冬建立协商机制。

　　2012年4月18日，银川市综治办专门下发《关于做好流浪少年王冬教育管理工作的建议》，救助站再一次把王冬交到父亲手中。可没过几天，他们再次接到通知：王冬又不见了。

　　贾建喜已经记不清楚，这是第几次送王冬回家。这位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救助管理站救助科科长坐在面包车副驾驶座上，15岁的王冬则耷拉着脑袋，坐在后排，不时向车窗外张望着。

　　“你就在那里好好待着，我们也让他们给你解决困难。”贾建喜扭过头对王冬说。

　　“嗯，这次再也不跑了。”王冬低着头应答。

　　5年前，贾建喜第一次见到了被公安民警送来的王冬。他当时从家里跑出来，在银川的街头乞讨为生，“衣服破破烂烂，小圆脸上满是泥巴”。贾建喜和同事把他送回了家。可没多久，小王冬又在银川衣衫褴褛地出现了。

　　在那之后，为了这个十来岁的少年，人们颇费了些周折。他们让王冬上学、让他学技术……可每一次，把他送回家没多久，小王冬就会从家里再一次偷偷跑出来，重新开始流浪。

　　甚至，银川市和永宁县政府曾不止一次为这个少年召开会议，召集民政、司法、公安等各部门的领导，建立“会商协调机制”——就为了能把王冬送回家。

　　今年4月，贾建喜再一次领着王冬回到家乡。在把孩子交给当地政府的同时，他也转交了一份文件：由银川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与管理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签发的《告知函》。在这份文件中，永宁县有关部门被要求“从源头上防止王冬再次外出流浪乞讨”。

　　但这并没能让这个少年真正“回家”。没过多久，贾建喜再次接到通知，王冬又不见了。

　　别人被送来救助站都想方设法要走，可他一进来就不想出去

　　很难想象，一个流浪少年的名字，会出现在政府公文的标题里。

　　今年4月，银川市综治办下发了一份《关于做好流浪少年王冬教育管理工作的建议》，从加强督促其父王小平履行监护责任、必要时转移监护权、对抚养王冬提供经济援助、对王冬的境况定时回访等方面，明确了流出地政府和民政等相关部门的责任。

　　这份《建议》，只是当地政府为了送王冬回家做的诸多工作之一。

　　贾建喜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小王冬的情形。当时，这个衣衫破旧的小男孩，面对穿着制服的救助人员，“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只有一双小眼睛不断眨巴。一个星期之后，有点“混熟了”的王冬才告诉贾建喜，自己住在银川远郊的永宁县望洪镇，和已经上了年纪的爷爷生活在一起。

　　贾建喜并没觉得王冬有什么特殊。他只是按照一般的流程，将王冬的情况告知永宁县民政局，民政局联系望洪镇派出所，很快就查到了王冬家。不到一周，王冬就被交给永宁县民政局，“回了家”。

　　在贾建喜看来，故事应该已经结束了。“我们救助过很多孩子，绝大多数都很快走了，再也不会来。”他说。

　　可几天后，王冬又出现在银川街头，并被派出所民警带到救助管理站。贾建喜再一次把他送回县里。没过多久，银川的城管又在街头发现了王冬，并再一次把他送到救助管理站。

　　如此反复，甚至有几次，王冬还会“自己找上门来”。

　　贾建喜还清楚地记得，一个冬天的夜里，他正在值夜班，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一个满头是血的男孩，又是王冬。王冬告诉他，有人要他去偷钱，他没偷到，就挨了一顿毒打。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曾经试着问王冬，为什么不愿意待在家里。刚开始的时候，他总是耷拉着脑袋不愿意说话；后来熟悉了才告诉工作人员，家里没人管他，“待不下去”。

　　贾建喜只好来到永年县民政局了解情况。他和那里的负责人调查后才知道，王冬两岁那年，父亲王小平因为抢劫进了监狱。在家务农的母亲与王小平离婚，并在一年后改嫁。王冬只能和爷爷生活在一起。

　　2006年王小平出狱后，为了维持生计，一直在银川打工。王冬被他带在身边抚养。不过，这对之前几乎从没相处过的父子，“交流很少，完全合不来”，王小平也常常对王冬拳脚相加。

　　“这孩子的童年太可怜了。”贾建喜说。

　　好几次，小王冬从父亲打工的工地上偷偷溜走，回到爷爷身边。那个时候，他的爷爷已经贫病交加住进了镇上的养老院。

　　2007年，当相依为命的爷爷去世之后，因为不愿意和父亲一起生活，10岁的小王冬开始在银川街头流浪。大多数时候，他四处讨饭维持生活。因为有时实在讨不到东西，他甚至学会了偷窃。

　　另一些时候，他生活在银川的救助管理站里。5年的时间，王冬已经成了救助站的“常客”。最长的一次，他在这里住了8个月。

　　按照救助管理的相关规定，这个“临时救助场所”，应当在10天内将救助人员转交给家人。但因为“看着孩子可怜”，管理站的工作人员也都愿意“通融通融”。

　　管理站站长刘军已经能总结出王冬出现的规律：夏天天气暖和，躺在街上也能过夜，王冬就很少来；可一到冬天，他就会隔三差五跑来救助站。

　　“别人被送来救助站，都想方设法要走，可他一进来就不想出去。”刘军说。

　　“我不管，也管不了，他愿死愿活跟我没关系”

　　一次又一次，人们努力地送这个少年回家。头两年，银川市几家派出所前后8次护送王冬到市救助站，救助站和永宁县民政局也做了不少工作。鉴于父亲常年在外打工，不可能长时间盯着王冬，有关部门先后5次将王冬安置到他爷爷当年待过的李俊镇敬老院和永宁县中心敬老院，并派专人看护。

　　敬老院里来了个“小家伙”，老人们看着稀奇。可王冬根本待不住。“和一帮老头子在一起，没人和我说话，憋得慌。”每次到敬老院，王冬很快就会逃出来。

　　在一次攀谈中，王冬告诉贾建喜，自己每次出逃都在晚上，次日坐车回到银川，而车费则是从敬老院里的老人身上“搜刮”来的。

　　救助站一次次将王冬送回去，很快他又一次次被送进来，或者自己找来。“我们也都是有孩子的人，心里很不是滋味。”站长刘军说。

　　救助站曾经专门安排了一位工作人员教王冬写字、学算术，可一段时间后却发现，这样的“课堂”收效甚微，王冬“连10以内的加减都没学会”。

　　刘军也担心，这个大多收留成年人的救助站，对少年王冬的成长会有负面影响。有几次，救助站将王冬送回永宁县后，他又偷偷溜出来，辗转跑到西安、北京，最后从这些城市再被送回银川。刘军总觉得，这是在救助站里“受到了成年人的诱导”。

　　“还是让他晚上住在这里，白天去上学。”刘军说，“学点知识，或许走出去还能干些啥。”为了怕王冬在救助站“学坏”，刘军联系过附近一所小学，想让他读点书。可在学校里，王冬上课坐不住，下课又欺负比他小的同学，最后学校对他关上了大门。

　　这个少年的问题，似乎总也得不到解决。“关键在孩子的监护人。”刘军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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