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近70次出现“改革”两字。在最后一次全国“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也誓言:“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全国“两会”期间,从政府到民间对改革的关注,恰恰说明改革出现了制度供给的不足。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领域从制度、结构到绩效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2011年中国人均GDP已达5184美元,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现在的观点分歧很大。
从启动改革到现在的30多年中,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际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既对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提供了新的资源,又塑造了新的既得利益格局,可能对改革形成新的阻力。今天,中国的改革又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关头:进还是退?2012年的中国,应该如何重新出发,系统思考和推进下一步的改革呢?
旧的理念不能解决新的问题。正如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提醒管理者要关注组织内外的变化一样,中国的改革者也应该思考:过去30多年,中国已经发生了何种变化?今天,中国正在发生何种变化?未来10到20年,中国将会发生何种变化?
现代化与政治参与
显然,2012年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于1979年的中国,也不同于1992年的中国,这主要体现在,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产生了一系列政治社会影响。
目前,由于工业化带动的人口跨部门转移,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已低于3亿,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已超过4.8亿。城市化水平也快速提高,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达50%,而1982年仅为 21%。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得到快速的普及,2010年中国每10万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已达8930人,而1982年仅为615人。中国还逐渐形成了规模庞大、教育良好的中等收入阶层,中国社科院的报告称2009年中国中等收入阶层已达2.3亿。
大众媒体和资讯技术也得到了快速发展,2011年中国手机用户已突破9亿,互联网网民数量已突破5亿。最近几年互联网由于其便捷性和互动性日益成为民间非正式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从去年“7·23动车事故”、“郭美美事件”的网民大讨论,到最近对于全国“两会”的网络热议,都说明新技术在推动公民的政治参与。从欧美发达国家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几乎所有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伴随着公民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而对中国来说上述变化也是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最近几年的社会抗议事件呈增加趋势。大量存在的上访现象说明,由于政治参与不足,社会公众无法有效监督地方政府行为,因而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更上一级的政府。近年来,进京上访的数量和规模总体上维持在高位。群体性事件也呈上升趋势。2011年以来,大连环境事件、广东乌坎事件等都是影响重大的群体性事件。这些现象都源自相似的原因。
早在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就断言:“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从长期看,公民身份平等的发展,政治参与程度的增加,政治民主程度的提高,是人类社会的大趋势。而从各国经验来看,快速现代化驱动的政治参与扩大,有可能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就更需要提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从短期看,堵塞政治参与的通道固然可以缓解直接的政治压力,但累积的政治压力会通过非制度化的方式释放出来,长期当中会带来更大的风险。美国道格拉斯·诺斯教授在新近的专著中给发展中国家提出警告,由于不能构建具有充分合法性的国内秩序,秩序失范和社会暴力最终可能中断经济增长的过程。
过去30多年,从农业经济向现代工商业经济的转型,也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现代工商业经济是一种高度复杂、高度互赖的经济形态,因而也可能非常脆弱。现代工商业经济的有效运转和繁荣,高度依赖于社会成员的自愿服从、互相合作和稳定预期。特别是金融系统的稳定,更是高度依赖社会成员对经济前景和政治体系的信心。一旦需要通过强制手段迫使社会成员服从时,社会成本将会高到不能承受。长期来看,只有扩大政治参与,才能提高公共治理合法性程度和公民自愿服从程度。
公民政治参与的必要性,还与公共治理的基本问题有关。以腐败为例,如果没有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就很难从根本上治理腐败。中国历代治理腐败,基本上都依靠中央政府的监察系统。但这种自上而下的官员问责系统,天生就有委托代理链条过长的毛病。链条末端的约束力非常微弱,因而难以真正发挥作用。从全球治理的经验来看,民主和政治参与未必就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但所有有效治理腐败的大国都依靠民主和政治参与。
在回答如何打破历代兴亡周期率的问题时,毛泽东曾经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邓小平也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也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