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关头：进还是退

    中国崛起与全球政治领导力

　　过去30多年，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今天看来，中国的重新崛起将是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政治现象之一。中国是否为扮演全球政治大国的角色做好准备了呢?

　　经济总量不足以塑造全球政治大国。1900年，美国经济总量就已经是世界第一，但当时的美国并不具有全球政治领导力。从历史来看，美国的政治领导力不只是打赢两次世界大战，更是确立了战后世界的新秩序。这段时间也是美国在科技、制度和文化价值上的“软实力”获得领先的过程。

　　1900年，美国的科技和学术还落后于欧洲。美国到1939年为止仅有13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而同期德国为34人，英国为22人。二战之后，美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数量才开始遥遥领先于欧洲。美国的成就还来自于制度创新：美国第一个实行了总统制和联邦制;第一次发展了以“福特制”为代表的大规模生产方式;第一次实行反垄断法和有助于高科技的“风险投资”等金融制度创新。美国还做到了向全世界输出教科书、学术著作、电影、体育、娱乐节目和价值观。这些软实力是美国全球政治领导力的基础。

　　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GDP大约还有8倍的差距。因此，中国还只是一个“追赶型国家”，而非“赶超型国家”。如果要成为全球政治大国，需要思考在科技、制度和文化价值的软实力上如何缩小差距并最终实现超越。中国要想成为一流的科学大国并不容易，但并非不可能。这个问题涉及诸多方面，而目前最需要做的是重新评估中国的基础教育体系、大学制度和国家创新系统。这些方面的体制、政策和做法还不能支撑一个一流的科学大国。

　　国家间的竞争也是制度安排的竞争，制度安排的有效性取决于能否产生更好的绩效。过去的全球领导者英国和美国都以制度创新见长。那么，中国能否在制度安排的软实力上成为领先者呢?在成为领先者之前，中国又该如何充分吸纳人类已有的制度经验呢?

　　对塑造全球领导力来说，文化价值的软实力同样重要。21世纪的全球化程度会越来越高，中国必须处理好普世价值与特殊价值的关系。固然，世界的融合趋势与多样性会长期并存，但迄今为止的全球领导者在塑造普世价值方面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要么借鉴吸纳和大力推进已有的普世价值，要么创造出新的普世价值。但无论怎样，忽视普世价值，难以支持全球性的政治领导力。半个世纪以后，未来的全球领导者甚至需要超越民族国家，为新的世界秩序立法。为了未来能担当这种角色，今天的中国又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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