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泰富炒汇巨亏丑闻升级，疑涉串谋欺诈

　　港警搜查中信泰富

　　中信泰富炒汇巨亏丑闻升级——3日下午，香港警方对中信泰富总部进行调查。公司股票当天突然停牌。稍后公司公告显示，警方正在收集有关资料，以调查是否有人串谋欺诈。对此，广州证券研究员郭伟明表示：该事件对中信系上市公司的负面影响不会很明显。

　　比证监会调查更严厉

　　根据香港媒体透露，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当日前往中信泰富总部调查，逗留一小时后运走大批文件。

　　而中信泰富3日晚间的公告称，香港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要求公司及其董事就“2007年及2008年签订的外汇合约，及由2007年7月1日至2009年3月16日发出的公告”提供若干资料，以调查是否有下列之违规行为——公司董事作出虚假陈述；普通法提及的串谋欺诈。

　　中信泰富董事会认为，事件不会对公司的运作存在任何重大影响，并申请公司股票4月6日起恢复交易。

　　有消息人士表示，此次由香港警方出面调查，比此前香港证监会调查严厉得多，问题可能比想象中严重。

　　中信泰富丑闻爆出后，市场对掌门人荣智健的去留倍加关注。此前中信泰富业绩发布会上，荣智健表示暂时没有考虑退休。实际上，自中信泰富巨亏丑闻爆出后，只有前财务董事张立宪及财务总监周志贤辞职。

　　对“中信系”影响不明显

　　中信泰富东窗事发，市场开始关注中信系公司未来去向，如中信银行(5.02,0.14,2.87%)(601998)、中信证券(25.71,-0.25,-0.96%)(600030)等。对此，广州证券研究员郭伟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事件对中信系上市公司的负面影响不会很明显。

　　郭伟明认为，中信泰富、中信银行和中信证券的具体运作和财务核算基本都是相互独立的，因此，从表面上看，中信泰富丑闻的升级不会对中信证券和中信银行等中信系公司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

　　不过，郭伟明认为，中信集团是力保中信泰富的，这次中信泰富出事之后，中信集团肯定会想办法从其他系列公司中调剂“医疗费用”去救中信泰富，只不过是这笔钱从谁身上拿、怎么拿的问题。

　　中信泰富2008年度亏损逾126亿 不派发末期息

    受累于炒汇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Accumulator）的中信泰富（00267）全年盈转亏，亏损达126.6亿元，比市场预期多，若扣除有关亏损，税后盈利录得19.7亿元。不派末期息，而董事也不获发放全年奖金。>>新闻专题：中信泰富的低级错误  中信泰富巨亏内幕：财务总监边打电话边下单

    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表示，因业绩见红，决定不派发末期息。今年将视业绩及盈利，再决定是否回复派息。荣智健表示，去年业绩是历来首次出现亏损，他期望今年可以恢复盈利，又指今年现金流是足够，集团没计划分拆业务。中信泰富去年亏损近127亿元，主要受到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引致的巨额亏损超过146.3亿元所拖累，扣除税项的因素，亏损达到159亿元，包括变现亏损17.2亿元，以及把合约转让到大股东北京中信前公平值亏损98亿元。

    经营业务方面，特钢业务盈利22.2亿元，减少22%，发电及航空业务转盈为亏，各蚀超过10亿元，投资物业公平值变动大幅减少99%。

    荣智健表示，旗下上海的房地产兴建工程，今年会有所调节，陆家嘴新金融区二期项目会加快兴建，但四川北路物业项目，会放慢工程进度。而内地推出四万亿的刺激经济措施，肯定对业务有帮助，因为基建项目须增加用电，加上发电用煤炭价格回落，两个因素均有利电厂业务发展。

    他又指，大陆的建筑工程增加及铁路项目，还会增加对特钢的需求。他指，大陆希望经济可以保八，是令他对各项业务有信心的原因，故预期今年业绩可转亏为盈。

    集团强调，资本结构经中信集团加强后，财政上得到了保障。截至2008年12月31日股东资金达500亿元。集团资产负债稳健，债务到期结构与未来业务的现金流良好，大多数项目的融资安排已经到位。不过，由于在未来几年需要偿还将要到期的债务，集团仍有融资的需要，考虑到目前的市场情况这项工作会尽快展开。

    另外，中信泰富委任张极井及居伟民出任非执行董事，4月起生效。张极井是中信集团董事、总经理助理及战略与计划部主任。居伟民是中信集团董事及财务总监。

　　香港市场监管为何警钟常鸣

　　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令香港的市场监管与公司治理缺陷暴露无遗，也给金融监管当局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金融产品监管缺乏效率

　　自2007年以来，在金融海啸的冲击波中，香港经历多次市场监管事件，密度之大，影响之深，给投资者造成的信心损害，恐是香港自建立证券市场以来所罕见。

　　最初曝光的是Accumulator（累股证）事件。对于累股证这一产品，迄今为止没有多少投资者真正理解它的含义——包括那些购买它的富人——他们仅仅因为达到了Accumulator的投资门槛（即100万美元，约合780万港元的投资额），便被界定为“专业投资者”，可以在OTC市场上买卖几乎不受监管的这种高风险衍生品。

　　在金融大鳄横行的OTC市场里，又碰上金融海啸，于是“人儍、钱多”的“专业投资者”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提款机。由于受害者甚少，且为富人，普通大众多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对待这一事件，没有多少人去深思。

　　坦率地说，香港的“小政府、大市场”的行事规则是，有关监管机构的制度变更，更多是针对那些足以撼动市场的事件。去年9月暴发的雷曼迷你债券事件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迷你债事件实质上只是Accumulator事件的“散户版”：一群根本不知迷你债为何物的散户投资者，被另一群同样不知所以的银行销售人员用尽手段，把毕生的储蓄投入了一种不是债券的“债券”之中。

　　银行职员是否有“欺骗”仍处在调查阶段，但是监管机构事前没有充分对市场机构以及产品进行有效监督，已经引起了散户投资者的愤怒。

　　和累股证投资者一样，迷你债投资者很少有人把产品条款理解清楚之后再签字；和累股证又有不同的是，迷你债的受害者是大众，而且对许多人而言，丧失的是整个家庭的资产，因而引发的社会反响尤其强烈。也因此，监管当局备感压力——特别是当那些平日高高在上的财经官员，被迫站到立法会议上接受咨询，被当众责难甚至辱骂时，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反思：政府到底应该如何调整？

　　公司治理问题严重

　　金融海啸不仅仅曝光了香港金融产品监管的弊端，同时也令香港上市公司治理的漏洞一览无余。

　　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10月的中信泰富（00267.HK）高管炒汇巨亏事件，尽管有母公司中信集团善后，该公司仍然难免股价暴跌的命运，成为去年跌幅最大的蓝筹股。中信泰富失信于投资者除了损失惨重，令公司盈利受损外，更主要是市场怀疑公司在事件中有所隐瞒。

　　更特别的是，该集团董事总经理范鸿龄同时身兼港交所董事、证监会收购及合并委员会主席、收购上诉委员会委员和提名委员会委员，以及香港特区政府行政会议成员等多项公职，投资者有理由期待他有着更加令人满意的治理水准。虽然范鸿龄随后辞去多项公职，但是投资者对于香港监管机构的不满情绪并未完全平息。

　　不少金融界人士私下对笔者抱怨，其实香港一直以来仍延续着靠拢商界的政策，政府往往代表或是服务于商界的利益，在这种“小政府”理念下，往往造成对“大市场”的纵容。

　　在中信泰富之后，刚刚脱离蓝筹的电盈（00008.HK）在私有化过程中传出的“种票”传闻，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香港证券市场公司治理的忧虑。

　　其实抛开“种票”疑虑不说，电盈大股东提出的不费分毫来私有化电盈的方案，已经有违良好公司治理的标准。尽管李泽楷据理力争，辩称需要向银行借贷，需要付出利息才能实施私有化，却只字未提为何不把电盈的大量留存现金分给广大股民，而要进入大股东的腰包。这种近乎狡辩的做法，只能令外界对其公司治理再添质疑。

　　现代会计与金融学已经证实，有效的监管是市场有效性的必要保证。以跨国法律与投资环境研究而出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金融学教授Rafael La Porta发现，那些更有效保护投资者的市场，其上市公司的股价也更受投资者支持，融资成本更低。

　　在La Porta的研究结果中，香港的投资者立法与公司治理尚属较好标准。而在美国传统基金会自1995年开始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排名中，香港更是一直高居榜首。

　　但是也正如学者们过往研究所证实的，往往在金融危机的年代，公司治理问题才会更加突出。从上述例子中人们可以看到，在金融海啸之下，香港公司治理问题曝光甚多，显示香港的投资者保护还有待改进。

　　最近的担忧则是来自于汇丰控股（00005.HK）。这家被称作“大象”的企业是香港的象征，一百多年以来，它以稳健和良好的公司治理而深得香港投资者青睐。但是它在今年业绩大幅倒退的情况下没有提前发布赢利预警，同时在多次否认市场所预期的配股传闻后，又实施了香港股市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配股活动，令投资者对它的管理者诚信产生疑问。

　　在管理层及时采取措施对公众进行解释后，外界对汇丰的质疑有所减弱。不过人们对于港交所在这起事件前后所秉持的态度更加忧心忡忡——尤其当港交所居然为了避免汇丰配股造成市场波动，而暂停实施一年的收市后竞价交易时段（U盘竞价）时，大量的责难出现了。人们并没有忘记，尽管U盘竞价政策自诞生之日起便备受外界质疑，认为它已经成为大机构做市的工具，但港交所却一直固执地坚持它的合理性，谁料想，仅仅是汇控一家上市公司的配股，便结束了它的短暂存在。

　　香港投资者更难以理解的是，汇丰未发赢利预警，有关监管当局不发一语，而是由媒体与投资者要求汇丰作出解释；而随后公布业绩的香港最大地产商之一新鸿基地产（00016.HK）在公布去年下半年盈利倒退95%之前，也没有发布赢利预警，有关监管部门仍然不发一语。

　　难怪有投资者批评香港的监管者处事风格往往是“不知不觉”，只有发生重大市场事件才“后知后觉”；相比之下，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时，香港特区政府果断入市，阻击金融大鳄，救市于危难之中，给投资者留下良好印象。

　　客观地说，随着金融产品的突破性增长，以及上市公司操作的复杂化，从业与调查人手远远不足的监管机构与政府部门面临着软硬件方面的严峻挑战。不过，如果事事被动挨打后才有所反应，事事依赖市场，只满足于“小政府”与“自由经济”的美誉，恐怕有朝一日会发现，“市场”的面孔有时实在狰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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