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保护主义,这是一个现象。
本报记者获悉,合肥市在一次会议上曾经就一份出台鼓励采购本地产品的文件征询意见,但随即遭到有识之士的反对,在第二次会议上就决定不批准这个文件。
这或许反映了即使在保增长的同时,地方政府尊重市场经济原则,致力于制定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的意识有了明显的进步。
本报记者也获悉,中部地区的湖北、安徽、河南,东部地区的江苏南京和浙江杭州,华南的湖南和广东东莞,北部地区的吉林,西部地区的陕西等也纷纷出台优先采购本地产品的措施。
相比合肥的自制力,从2008年10月份以来,在扩内需保增长的掩护下,一些地方的保护主义开始重新抬头,只是他们中的一些操作方法更为隐蔽。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尽管各地区出台的鼓励采购本地产品的措施不同,但在鼓励采购本地产品中,汽车、家电、烟酒、出租车和公务车等字眼频繁出现。
“主要是因为这些产品是高税的产品,如汽车对经济拉动也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李善同部长告诉本报记者,“可以看出来保护主要集中于能带动税收、拉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值比较高的行业。”
一些地方出台的政策本身并无优先采购本地产品的意思,但实际效果却和保护地方产品销售大同小异,如东北某省就出台了一份名为《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工业经济运行工作的意见》规定省、市、县(市、区)各级领导和机关干部必须走进企业,为企业解决销售和资金问题。要大力提倡和推广干部包扶企业的办法。
“地方保护主义不可能自己消亡,需要建立相关机构专门来负责监管和检查地方保护主义。”李善同建议说。
“保增长”下的新冲动
“现在内需很重要,所以地方会觉得保护市场就是保增长。”李善同说,在采访过程中,李将这些地方的行为和美国的“购买国货论”相比较。
地方保护主义,在过去30年中,有一个明晰的变化历程。上世纪80年代是保原料,到了90年代随着中国的经济由供给制约转向需求制约,开始转向保护市场。这次地方的冲动始于2008年10月末,并持续发酵至今。
几乎没有人会否认这种手段的确从短期来看似乎能够带来短期效益,比如发展了本地区经济,增加了就业,增加本地区的财政收入,“地方不这么做的话,近期会受到一些影响。”李善同说。
在投资、消费和出口三个因素上,固定投资已经到了一个暂时的高峰,出口受制于国外经济复苏的制约,只有当地消费成为最为重要的看得见的可短线操作的拉动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