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未来之位的战略思考2.0

　　3月24日北京奥运圣火正式点燃，30日来到北京，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北京必将成为全球最瞩目的城市。在这段躁动的日子里，我们还是非常有必要冷静地思考一下北京未来之位。2005年底，松霖在《找位》一书中曾专门辟出一章从战略的角度思考北京的未来之位，时至今日意犹未尽，便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写下了这篇《北京未来之位的战略思考2.0》。
 
　　今天的北京，乃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在中国城市之中，堪称共和国的“太子”。作为“太子”，政治实力毋庸置疑，经济实力也非同一般，经济综合实力长期位于中国大陆城市的榜眼位置，仅次于上海，成为事实上的全国金融中心以及北方的经济中心。2007年北京ＧＤＰ总量9006.2亿元，按北京常住人口1633万人计算，人均ＧＤＰ达到５６０４４元，按年平均汇率折合成美元7370元。根据官方发言人评价处于世界“中上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今年是奥运之年，经济必将一如既往，飞速发展，那么奥运之后，十年之后，50年之后又将如何呢？
 
　　关于这些未来之位的探讨，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已获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中明确指明的未来北京城市功能的四大目标：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前面三大目标是毫无疑问的，似乎讲与未讲都是一回事，问题在于第四个目标“宜居城市”。政府折算人均GDP的时候用到的数字是常住人口1633万人，而今年两会期间，公安部一位副部长在谈到户口改革问题时却说北京的人口已达2000万人。然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中明确：到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可见，问题已经来了，而且非同小可。
 
　　这个规划据说是许多专家学者们通过认真研究比较之后的重大成果，看上去也确实很美、很宏伟。但是，北京是否找就到了自己的恰当的位置呢？恐怕很难肯定回答。
 
　　虽然，《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的四大目标里面，没有提到“经济中心”一说，其实从1994年起 (1993年10月国务院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年）》)，北京就没有再提过“经济中心”的字眼；但是在北京市的当政者心中，经济中心也许一直是一个无法割舍的目标，并且一直在为之努力，从新旧规划的条文中就可以看出更多的实质内容依然是围绕着这个“经济中心”。当然，北京这么大的都市，肯定需要经济功能支撑，这是毫无疑问的。实际上哪个城市都要发展经济，关键是你要发展什么样的经济，才能符合首都的特点。
 
　　比如，北京提出要发展的12个产业中的其中之一汽车产业，即顺义现代制造业基地就是很值得商榷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北京的汽车产业除了福田汽车尚可，其他几乎快全军覆灭；但是，在新世纪初，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北京汽车集团先后与韩国现代和德国奔驰公司合作，很快便形成了汽车工业一个不小的制造中心。其实北京是否有发展汽车工业的优势呢？答案除了就近有市场外，其他优势就很难说了。距北京只有130公里的天津市搞夏利已经搞了20多年了，另外日本丰田等公司都要扩资与它合作，在那里相关的汽车配套产业已经相对较完善，配件成本更低，质量也可能要好。汽车工业是一个非常讲究规模化的产业。虽然经过多年努力，今年北京现代第100万辆下线，可是跟其他城市上海、武汉、长春、广州、天津、重庆等城市相比优势又何在？当然，当政者可能有另外的思考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也许从其角度上看，北京大力发展所谓的现代制造业，如汽车工业，也许是合情合理的。
 
　　大力发展制造业，必然带来巨大的就业需求，工厂的建设需要建设工人，生产线需要工人，这些工人又需要为他们提供三产服务的人员，有人就需要住房，住房又需要建筑工人……只要这个简单的需求链循环下去，便能够创造巨大的就业需求，大概汽车流水线的一个工作岗位就可以带来四至六个其他工作岗位，甚至更多。工作岗位多，肯定就能吸引更多的人往北京挤了。
 
　　人口太多，恐怕不是北京当政者所喜欢的，其实是最头痛的问题。人口太多就像是城市的“癌症”。很多北京市的领导人都曾表示，北京的人口一定要控制住。可是，事实情况却很不如意。《国务院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1991—2010年）》 (1993年10月)有如下表述，“严格控制人口和用地发展规模。到2010年，北京市常住户籍人口控制在1250万人左右（其中市区控制在650万人左右）。市区控制人口的重点是控制人口的迁移增长……”根据有关统计显示，2007年底北京常住的人口数量为1633万，而瞬间人口几乎已经超过2000万，而目前人口增长速度保持在2.2%的高增长率上。时间还不到2010年就已经超出原先制定的目标四百多万了。国务院通过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制定的人口控制目标：到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年均增长率控制在1.4%，其中户籍人口1350万人左右，居住半年以上外来人口将占到450万人左右。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恐怕这个目标也是难以实现。当前政府控制人口的措施主要还是靠户籍管理制度，然而，北京的户籍管理可谓是全国最严的，进入北京的门槛也是最高的。
 
　　事实上，人为控制人口数量，尤其是通过户籍管理来控制，在市场经济时代往往是形式化的。大量人口流入北京，一方面说明北京对流动人口有更多的吸引力，外来人口在北京能够挣更多的收入和享受较好的生活，同时也说明北京对外来人口存在着极大的需求。限制外来人口流入北京，不仅是损害了流动人口的利益，而且也会对北京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试想一想，如果没有那些民工，北京那么多的房子谁来建，那么多的垃圾谁来清理。
 
　　户籍管理失效了，有所谓的专家提出“人口准入制度”。所谓“人口准入制度”，无非就是抬高了人口进入北京的门槛。如果抬高资金门槛，则只是让进入北京的人支付了一笔额外的资金，而且指标是按照资金分配的，不仅起不到限制人口作用，还会扭曲北京市的人口结构，进来的人不是北京最需要的人，而是最能够支付入门费的人。如果抬高学历门槛，其结果就是大量的高学历人口在北京低就业，北京市并没有得到自己最需要的人口，从全局来说，只是提高了北京市的学历水平，对北京市来说，并没有要到最需要的人，对全国来说，则是学历资源的浪费。况且“人口准入制度”能比户籍管理更严格吗？极为严格的户籍管理都失效，“人口准入制度”就能管得住吗？所以，在市场经济时代，为了实现人口控制目标，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经济的，更是违反宪法的，与时代潮流倒行逆施的。
 
　　因此，在市场经济时代，政府强制控制人口是无效的，政府只能为人口的市场性流动提供条件，而不是去阻碍市场化流动。否则，就会改变一个地方的人口结构，使其无法适应本地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人口更加自由地迁徙和流动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而且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在限制人口流动的各种制度性障碍正在逐步被拆除的今天，任何为人口流动设置新障碍的做法不仅会削弱发展的动力，而且也有损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公平原则。人口控制的目标不应该通过为人口流动设置制度性障碍的做法实现，而应该更多地通过市场的方法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想解决人口太多这一城市“癌症”关键不是“堵”而是“疏”，不能把眼光只局限于控制流入北京的外来人口，能否考虑得更加宽阔一些，北京的人口就不能疏导出一部分吗？
 
　　其实这个问题的症结关键在于两点：一是户籍制度的改革，能否全国公民都拥有平等的权利，让北京的人口出得去；二是北京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正确选择决定着外来人口流入北京的规模和结构。
 
　　目前，户籍制度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最大人为原因之一，很多北京人为什么不愿意跟随工厂的外迁而迁居，外地人热衷于挤进北京，关键一点就是北京户籍的孩子上大学最容易，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中国人都有为了下一代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传统，再苦也不能苦孩子的理念。诸如，某某人为了小孩上大学而放弃其他地区非常优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而选择把户口迁到北京去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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