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后者，即使取消了人为的户籍限制之后，同样需要考虑的问题，关键是北京要发展什么样的经济，才能符合首都的特点。正如古人云“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果把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作出正确的选择，便能够既治标又治本。从这个意义上讲，北京关键是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否则物极必反，一切都是空谈，什么宏伟的目标都将是海市蜃楼。
众所周知，1949年以前的北京是一座纯消费型的城市，49年之后才成为生产型的城市。如果北京要成为某一生产中心必然会使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口增多，特别是制造业带来的人口膨胀是最大的，而且制造业是与北京的个性最不符合的。比如北京的汽车生产能力比长春和湖北差很多，就不要再建设汽车生产基地了；石化、钢铁等重污染也不应该进入北京，并且要尽量把原有的搬迁出去。千万不要追求大而全的发展，如果继续发展制造产业，势必造成北京人口过于膨胀，人口规模过大，必将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城市病，人口太多就成为城市的“癌症”，会影响其更主要功能的发挥。而要把经济功能尽量交给天津等周边城市，特别是制造方面的经济职能更可以完全转移。解放前天津就是北方的经济中心，而北京是政治、文化和教育的中心。如果大家都搞大而全的经济功能，只能是互相削弱。比如，北京机场比较拥堵，而天津机场利用率只有30%多，如果调整一下，北京不搞制造业，转移到天津，货运的需求便会大大地减少，北京机场货运量就会大大地减少，天津机场货运便增加不少，这样就能很好地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目前，迫于各种压力，北京的一些传统重工业，如钢铁业和传统制造业，已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梯度转移。如北京首都钢铁公司炼钢厂、北京焦化厂、第一机床厂铸造车间等一些大型企业，已经或整体或将部分生产环节迁移到了河北省的周边地区。但是其力度还是远远不够的。
北京要发展的经济只能选择那些高端的服务经济，比如利用目前的政治优势和已存在的金融产业优势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利用其全国的辐射能力发展总部经济，发展新闻媒体产业，会议博览业和城市旅游业等。
有些专家认为北京不搞经济中心，可以搞科技中心。我们认为也没必要，顶多可以搞个科研中心，因为北京拥有非常强的科研实力，但是其产业转化能力就不强，很多高科技的产业也需要大量的水资源等，而北京是一个非常缺乏水资源的城市。文化中心范围也太大，文化产业方面的发展也没有必要过大过全。由于历史的渊源和发展轨迹，北京的文化基础是极其雄厚的，学术氛围与水平是独占熬头的，教育的质量与层次也是最高，这方面还是可以大力发展的，但是对于文化和教育方面较低层次的部分就没有必要去大力发展，重点要发展高精尖的教育和研究。这既可以延续原来的个性本色，又可以为首都服务。因此，我们认为北京在自然而有利的发展中或许可以找到“知识中心”的位置，这是最能够“满足别人，实现自我”的位置，既符合北京的个性，又能够扬长避短的最佳结果。
北京不是不可以发展大而全的综合中心，而是从自身的发展规律上条件不允许，没有比较优势，并且会造成不良的后果，必将得不偿失。
所以，北京找位其实是最简单的，那就是共和国的首都和全国的知识中心。北京作为共和国的首都既是国家对其的选择，同时又是一种崇高的荣誉。知识中心是北京的个性与扬长避短的最佳选择。如果想全面发展，特别是要发展成为大而全的多功能的城市，必然导致人口过多这一城市“癌症”，物极必反，最后只能考虑迁都，那么从北京市的角度来看将是得不偿失。我们要懂得有舍才有得的道理。韩国的汉城，日本的东京就是如此，目前韩国国会已经通过了迁都的法案。殷鉴不远，闻者足戒。
在这个充满奥运期待的日子里，我们还是非常有必要未雨绸缪，研究一下奥运后的北京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著名经济学家，候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曾指出，奥运后中国经济将一如既往，不存在什么奥运后经济问题，对全国而言，恐怕有其道理，但是对北京而言，这位出色的经济学家却没有明言，恐怕有其隐忧，希望能得到有关官员的重视，以免大起大落，留给世人作笑柄。
北京市举办2008年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全体中华儿女为之骄傲的一大盛事，北京人也颇有“牺牲”精神，以接近百分百的支持率支持北京举办奥运会。
当年提出“不惜一切代价办好奥运会，要把北京奥运会办成历史上最大、最成功、最完美的奥运会”。后来幸好新任的奥委会主席罗格认为奥运会不是越大越好而提出奥运会“瘦身”计划，而使北京奥运会难以有机会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奥运会。再后来，北京的有关领导人或许看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大量体育场馆闲置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还是有其他原因，总之，在后来北京市提出了“节俭办奥运”的新理念，要求降低举办成本，注重实效，减少资源浪费，要尽量挖掘现有体育场馆资源，千方百计降低新建工程造价，把奥运会场馆的建设和北京市整体规划与长远发展统一起来。因此，便有后来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会场国家体育场“鸟巢”的“瘦身”，国家游泳馆和五棵松体育场等奥运项目也都“瘦身”。这些当然都是好事，毕竟比以前那种“不惜一切代价办好奥运会”的提法进步了一大截。
然而，现在还是很少人能够看到奥运会之后将会带给北京的更大的“后遗症”，那就是城市的无限膨胀与空间和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历史虽然不会完完全全地重演，但是历史的演变总是具有相似性的，看看东京奥运会后对东京的影响，汉城奥运会后对汉城的影响，或许就会能够领悟到物极必反的道理。特别是北京与汉城的发展历程和面对问题真是像极了，可谓之“一模一样”。双方都是古都、由落后发展起来，全能型的综合城市，先后举办了亚运会、奥运会，人口“爆炸”……唯一不同的可能是汉城距离边界线太近，而北京是面临风沙侵蚀。如今的汉城可谓之不堪重负，“城市病”日益严重，人口密集、地价飞涨、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严重；并且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以汉城为中心的首都圈集中了全国半数的人口和七成的经济力量，相对制约了其他地区的发展，造成全国发展不平衡。因此，便有韩国迁都的动议。所以，北京如果不提前采取相关策略，改变发展轨迹和方向，否则就难免会步汉城的“后尘”。
当然，我们期许北京能够走出奥运会后的怪圈，不会患上奥运会的“后遗症”，也不再步韩国汉城的“后尘”。
总之，在城市的发展规划中，我们一定要抛弃定位思维，要把城市看成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生物体，只有在不断的社会大发展和变化中寻找到最恰当的位置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其实，世界上任何一座伟大的城市都是现实找位的结果，而不是由专家和官员刻意定位的产物，即使短期内可以风生水起，但是从长期的历史视角来看必将导致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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