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杀门”看品牌形象

    众所周知，所谓“自杀门”，即华为公司接二连三地发生员工自杀事件。它成为今年两会期间极不和谐的热点新闻，专家和学者们都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蔚为大观，见解颇深；但多半都是从文化和制度或者从法律和道德等方面进行阐述，因此，松霖就从品牌形象这个视角发表一些拙见以飨读者。
 
    从法律的角度看，华为公司或许确实没有什么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品牌形象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它不会“纠缠”那些法律条文，它的标准掌握在大众的心里。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样，品牌是经营者（主体）与消费者（受众）之间心灵的烙印，品牌形象就是这个烙印的表象。
 
    前车之鉴，世界品牌耐克不就是曾受到“血汗工厂”的谴责，而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政策，重视起代工厂的劳工问题。虽然，华为公司绝大部分的产品都是工业品，属于组织购买，可能暂时在销售方面的影响还处于微乎其微的阶段，可以忽略不计，但是随着这种事件的不断积累，难免就会从量变到质变过度，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比较重视企业公民和责任的议题，可以肯定迟早会深受其害的。
 
    当然，任总可能不会考虑那些太长远的事情，但是，短期的影响或许已经存在，只不过不容易发现罢了，因时间关系现仅举一例子以便大家举一反三。
 
    大家或许对华为去年的“辞工门”事件记忆如新，任总不是特别“喜欢”新员工、应届毕业生吗？可是现在的大学生好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即使不是独生子女也不会像任总那样兄弟姐妹众多，因此，即使你给的工价高，又有几个家长乐意把自己的宝贝送到老发生员工自杀事件的企业里工作。正如古语所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难免不被“传染”，而且现在的大学生家境都比较好了（啃老族的壮大就可以说明这点），高工价已经不是绝对的决定因素，现在很多的调查都显示，80年代出生的大学生已经不同于70年代的大学生那样过分追求高工资，开始重视起其他方面，例如注重考虑工作压力和环境等因素，而过去华为的崛起所依靠的“狼群”的主体不就是那批70年代出生的大学生吗？由此可见，这个事件必将影响到华为公司未来对“新鲜血液”吸纳，它那所推崇的“狼性”难免要退色。
 
    其实，在过去的岁月里，华为公司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品牌形象一直是很不错的，员工高素质、高工资，老板有魄力，企业突飞猛进，敢于开拓海外市场，为中国人和中国企业争了不少光。尤其是任老板写了“我的父亲母亲”的文章后，品牌领袖的美誉度极高，该文章更是被网络广为流传，深受网民的赞誉，许多人看后都很感动，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企业家，为了“伟大”事业，没能照顾好家庭，对其产生无限的敬意。我记得在一次专家俱乐部会议上遇到两位已经离开华为的人士还对此深表赞誉，可见感人至深。事实上，正是它的品牌美誉度极高吸引了大批的精英投奔其门下，其实他们的才华跟他们实际得到的报酬倘若跟阿里巴巴等企业的员工相比甚至少得可怜，其根本原因或许正是品牌形象的魅力。然而，自从华为公司发生“过劳死事件”，任总为此还特意发表《天道酬勤》的文章之后，品牌美誉度其实就出现了拐点，到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7000多名员工先辞工后竞聘的“辞工门”事件，再到这次的“自杀门”事件，品牌形象是在走下坡路的，很多人都认为，他跟马克思笔下的资本家没有两样，只不过采用的形式不同而已，脑袋中依然只有“剥削”二字，“我的父亲母亲”的文章不过是做秀罢了。深入的追究起来，可能是其核心价值观和理念还是老套的那种，因为这类事件接二连三的发生绝非偶然，正如古人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总之，品牌形象是品牌资产的核心构件之一，它就像是一个水晶球，你得时时刻刻小心翼翼地捧着它，让水晶球更加光芒璀璨不容易，你要想摔碎它，一秒钟就够了。因此，品牌经营者时时刻刻都要尽一切努力维护好自己的品牌形象。最后，引用即刻卸任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的名言“内强素质，外塑形象”作为结尾，它非常适合品牌的速成工程，同时也是对其在任上比较敢于吐真言表示一种敬意。此外，再加一句题外话，真是欲罢不能，我对那些有苦有难存有自杀念头的同胞们深表同情，希望他们能够勇敢地面对它、战胜它，那样会比自杀更加快乐的，松霖毕生为人类战胜苦难而潜心钻研，研发出战胜苦难的八八要诀，著有《战胜苦难秘籍》一书，已经帮助许多苦难中人脱离苦海，在此非常乐意为苦难中前行的人们免费提供智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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