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对于联想放与不放，该如何拿捏？

　　沉浸在回忆中的柳传志，脸上洋溢着幸福。一个成功企业家的幸福感受原来是如此简单，而此时传达给记者的感受，却是真实和感动。

　　有调查显示，愈是成功的人，内心孤独指数愈高。不知道这调查的可信度有多高，但从现阶段看，柳传志的生活是快乐的。

　　网上也有这样一个调查：工资在1500元左右的人最幸福。其实，这个幸福指数无非是想告诉大家，如果没有太多的想法和追求，人们的生活感觉可以很好。

　　对于这个幸福指数，柳传志表示不敢恭维，“如果企业家也这样想，那肯定是瞎说。在我40岁以前，当时的环境导致我想做的很多事情都不能做，那是生活比较憋屈的年代。如今，我得到了这么多机会，有那么多目标。”

　　在柳传志看来，人活着有目标就会累，冲着目标奔跑就会更累。但是，他现在已经无所谓“累”的感觉。因为，他每次把一个目标定下来，会分成若干段去追求。第一段达到了很高兴，第二段继续努力达到。柳传志的幸福道理就是：“我总能追求成功”。

　　快乐不会因平庸而来。柳传志追求成功固然是一种幸福，但是，追求更高目标的人要承受比别人更大的压力和痛苦。话虽如此，人的一生中，总该有梦想引领着自己走得更远。我们的社会进步，也正是由无数个这样的天才和凡人的梦想推动着。

　　记者手记

　　对于联想集团的问题，柳传志尽量避而不谈，要么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要么就如局外人般点评几句。近两个小时的采访，记者清晰地感觉到，柳传志在努力传达一个声音——放手，让自己生活得轻松一些。但是，毕竟是自己亲生的孩子，只要记者对老联想表现出质疑和猜测，柳传志必会据理力争。柳传志给记者的感觉是：人退心未退。

　　在放与不放、退与不退之间，柳传志拿捏得似乎比张瑞敏和李东生都到位。在接班人方面，他没有像张瑞敏那样选择“赛马不下马”——重点培养目标不确定，谁做的好就传给谁。在国际化方面，他没有像李东生那样盲目，依然将联想的国际化根基立足于中国本土市场。

　　由此看来，柳传志的“退”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筹划“进”的策略。联想收购IBM全球PC业务和对石药集团的收购都是在他退下来之后的举措。

　　柳传志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为 “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事，

　　不该做什么事”。柳传志将企业家的失败总结为三点：

　　一是没有把目标想清楚。有很多企业家做企业，做着做着就想向政治靠拢了，有心参与政治，结果却把企业做死了。

　　二是一些企业家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侵犯了股东的，甚至是国家的利益。

　　三是把长跑当成了短跑。企业成长犹如跑步，倘若一万米有25圈，有的企业家为了得到眼光追逐，前5圈拼命发力领跑，力气很快用完，5圈之后便退下来。

　　孙宏斌与我道不同

　　与杨元庆和郭为一样，顺驰孙宏斌与他们同出一个师门。业内猜测，如果孙宏斌当初没有从联想出来，那么，很有可能会代替杨元庆现在的位置。

　　对此，柳传志回答得非常干脆：“不会”。

　　柳传志做事的路线是“守正出奇”，把规律、目标研究清楚再做事。孙宏斌做事则比较急，属于把长跑当短跑的人。”

　　柳传志认为，孙宏斌的失败是迟早的事。“因为他违背规律，资金链是个问题，但最关键的问题还是人。一下子招那么多人，几十个、上百个的培养，没有经过总部文化的熏陶，拉出去就给很大的权力。”柳传志曾经告诫过孙宏斌，希望他小心谨慎，但最终还是于事无补。

　　“道不同，不相与谋”。但是，毕竟曾是自己的得力门生，孙宏斌创业时，柳传志送了他50万元，并借了500万元。这500万元借款，孙宏斌已经还给了联想。

　　对于年轻人创业，柳传志始终给予支持态度。史玉柱也曾在公开场合感谢柳传志对他创业的帮助。那不是金钱上，而是精神和思想上的帮助。

　　对于联想的两个年轻人，柳传志给予了高度肯定：“郭为的增长速度一直不错，营业额和利润每年都保持近20%的增长速度。杨元庆在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以后的确遇到很多困难，但都在预料之中。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把两者之间的磨合做好，前面的基础工作做得不错，之后一两年之内必然会发力。”

　　有调查表明，企业领导人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很好继承自己精神和经营理念，并将之进一步发扬光大的人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比如，约翰·阿克斯之所以能在沃森后被顺利提升为IBM的新领导人，正是因为他的理念与行事风格符合“典型的IBM领导人”。而杨元庆和郭为同样具备了柳传志一直秉承的稳健。

　　“在我这儿出来的人一开始不怕慢，就是把基础打稳了，把事情看明白了，然后该跑的时候再撒腿跑，不该跑的时候决不抢先跑，这就是我们这里人的特点。”

　　诚然，孙宏斌不符合柳传志的理念，在尚未把路踩实的情况下，顺驰就撒腿跑，并且别人越是告诫他“慢跑”的时候，他依然我行我素，最终跑进泥潭。

　　在外人看来，孙宏斌与柳传志之间并无是非可言，柳传志也并非是居高临下式的说教，他不是一个愿意惹是非的人。

　　同龄同道非同命

　　年轻人创业有值得让柳传志欣慰的，同样也有让他焦虑的。但柳传志自认已经不太适宜过多地评判他们，毕竟年轻人的很多想法和创业背景与老一辈大不一样。

　　当今是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二十几岁就身价过亿，执掌企业的董事长不计其数。这样的氛围让人们淡忘了那些老企业家们曾经的辉煌，有太多与柳传志一样的老企业家，也曾做出很多业绩，有的依然坚守着，有的却没能跑到终点。

　　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长虹的倪润峰是同一个时代的企业家。这三位同龄人之间的交情，业内有目共睹。他们共同经历了改革开放时期的崛起，共同领略了无数的惊涛骇浪，在世界IT界处于低迷并冲击中国时，相互扶持冲破瓶颈。他们三个人的名字经常一起出现在各种榜单之中。时隔多年，柳传志改行了，倪润峰落马了，张瑞敏依然低调如昨。

　　2004年，当六十岁的柳传志成功收购IBM的PC业务时，与他同岁的倪润峰正在承受着道别长虹的命运。长虹的倪润峰时代就此结束，长虹也由此一蹶难振。现在，柳传志谈及此事依然一脸惋惜，“长虹失败的原因是，在定目标的时候没有想清楚，或者没有坚决地去执行。”柳传志还曾专门找过倪润峰，但已经来不及了。

　　柳传志所说的目标就是长虹当时的股份制改造。当别的企业拼命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时候，长虹的股份制改造始终停留在起步阶段，倪润峰没有注意去引导，而国企的体制问题是长虹衰败的首要原因。尽管如此，柳传志对倪润峰的评价依然是，“能把一个非常小的，而且当时很困难的企业做成现在这样，对国家绝对是贡献，非常了不起。”

　　让柳传志感觉了不起的企业家还有张瑞敏，“能够用独树一帜的方法走向海外，这个非常不容易。海尔办了这么多年，一直很稳定。”说到这里，柳传志认为，华为的总裁任正非与其有一比。

　　“任正非在研发的探索上一直都是独树一帜，坚决从困境中向顶峰攀登。我做研发，都是先把积累做好，水到渠成往前走。这个做法相对任正非要缓慢一些，但是我觉得这适合我。像爬珠穆朗玛峰一样，南坡达到顶峰更快一些，但是北坡比较平滑。任正非敢走南坡，这本身就使我对他充满敬重。”

　　聊到老一辈企业家，柳传志似乎有太多的话想说，脸上的那种柔和不像是在谈及竞争对手，而是几个曾经一起奋战的战友，或是一起成长的伙伴。

　　“我觉得张瑞敏、李东生、任正非等很多企业家在中国都是很了不起的人物。首先，不管结果如何，他们把完全不可救药的企业，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做大做强，而且大都是国有的，为国家做事，这本身就是非常高尚的一种情操。其次，在激烈的竞争中，他们能够独树一帜，比如张瑞敏在海外的做法，就是在树立自己的品牌。这个过程中，他没有选择并购，而是自己去创建。这个方式肯定有诸多困难，要去摸索，等于在为后人做探索。”

　　柳传志最后表示，“中国拥有很多优秀的企业家，但是大多只顾挣钱，斗争。很多企业家的消息，不是谁怎么搞鬼了，就是无商不奸等听着乌烟瘴气的话题。我们需要的主流不是这些。”

　　柳传志希望有识之士可以经常聚聚，不断地交流经验，做一些典范的事，能够出现一个正派的企业团体，引导着中国民营企业的方向。这些只有领军人物或者是具备领军人物素质的人才会去考虑的问题，柳传志都想到了。

　　同道也好，异己也罢。他们其实都可以用来作为检查自己的一面镜子，在扩大视觉空间的同时，增加良知和责任的透明度。从柳传志对这些管理者们的评判中，我们也看出了他自我的管理之道。

　　十多年前当记者的时候，我曾在浙江龙泉的一口千年古 窑里看一位民间大师烧青瓷。他告诉我，上好的窑泥

　　应该从哪里挖取，泥坯的捏造该注意哪些要领，窑火当如何控制，釉色应怎样构思。我问他，“那么，全按你的要领做了，是否就能烧出绝世的龙泉佳品？”那大师幽幽地答到，“我说的这些无非是人力而已。绝品都是天意，万物有赖造化。”

　　很多年来，我一直记得他目光闪烁、语意古苍的神情。日前，与《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纵论中国企业家，说到哪位可以代表一代人，我和他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了同一个名字——柳传志。那一刻，我又想起那个大师所谓的天意与造化。

　　柳传志经历了一个独特的时代，有着一段非常的际遇。他40岁开始创业，由一位工程师而转型为成功的经理人，然后又以中国式的智慧让企业顺利完成了资本人格化的改造，在年过六旬又能寻找到自己满意的接班人，领导企业开始新一轮的国际化扩张。他跟倪光南的激烈对抗，与孙宏斌的短暂恩怨，对杨元庆和郭为的协调安排，无一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企业战略的是非曲直，从来只能以结果评论。而其中展现出来的种种取舍精彩，才是商业人生最迷人的地方。柳先生身处大时代，数十年沉浮跌宕，始终能以顺流者的姿态立于潮流中央，为人瞩目。举国之内，找不出第二个更“造化”的典型了。

　　在写作《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我曾经为开篇费尽了心思，方案很多，最后决定用柳先生的一个故事。

　　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猪的文章，他激动不已。因为“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斗争，全是社论，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猪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柳传志感觉到了时代的变迁。

　　也就是从开篇起，柳传志便被当做了贯穿三十年企业史的一个标志性人物。透过他的商业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精英人士是怎样改变时代和自己的命运的。

　　近年来，柳传志从经营一线抽身而出，从他身上渐渐散发出哲学、思想家的气质。他对很多事件的反思越来越显得超脱和客观，对中国公司的战略及管理理念有了更独特和高屋建瓴的思考。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企业家创造了一个“中国制造”的经济奇迹，而在管理思想的创新上也应该有所作为，应该可以开创出一个“中国制造”的思想时代。在这个层面上，柳传志让人期待。

　　美国20世纪初期的传奇企业家洛克菲勒晚年对友人说，“也许以后别人的资产比我还多，但我是唯一的。”这句话，柳传志也应该有资格说。因为，他所经历的转型大时代是唯一的。他起身最早，“活”得最久，事业做得生龙活虎。这也许就是天意，就是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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