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卡住了中国3G的脖子

高通前总裁雷鸣透露内幕 谁卡住了中国3G的脖子

　　高通公司大中华区前总裁 雷鸣告诉你鲜为人知的内幕

　　高通公司大中华区前总裁/雷 鸣（供《IT时代周刊》专稿）

　　编者按：热闹了多年，也翻炒了多年，但中国的3G进程到现在仍处于一片迷茫当中。是谁卡住了中国3G进程的脖子？

　　毫无疑问，部分跨国公司设置的高昂专利费是阻碍中国3G步伐前进的一块巨石。

　　2005年4月23日，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奚国华在参加2005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时公开表示，跨国公司收取过高3G专利费这一行为导致3G进程缓慢，并呼吁这些跨国公司降低专利费用。

　　奚国华副部长的一席话成为"3G专利谈判受阻"事件的最好注解。据悉，在这场关于WCDMA的专利费谈判过程中，高通公司在其他专利拥有者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等同意降低专利费的情况下，谈判最终因高通公司的拒绝接受而搁浅。

　　作为世界最大的通讯市场，中国通讯业的每一步进展都充满着坎坷；作为世界知名的通讯公司，高通公司已演变成CDMA生态圈里的巨鳄，其拥有的1400多项专利足以让人望而却步。

　　这家出售知识产权的公司真的是阻拦中国3G进程的巨石吗？也许，从另一侧面观察，更能了解高通的真实面目。

　　雷鸣先生是高通公司大中华区前总裁，他见证了高通的成长，更熟悉高通的一切事务。

　　到底谁是卡住中国3G脖子的幕后主角？现在，经过雷鸣先生的观察和反思，一件件鲜为人知的事终于曝光在读者的面前。

　　相信看完此文披露的诸多内幕，答案就在你的心中！

　　高通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圣地亚哥，迎面而至的一堵厚厚的墙上，镶嵌着高通所持有的CDMA的1400多项专利，高通的一切都聚积在这里：财富、地位、声名……资本惟一的本性就是攫取高额利润，高通深谙此道。然而，高通掌握的知识产权，及其垄断性的公司文化，使高通成为CDMA在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

　　第一章：高通靠"三桶金"打开市场大门

　　20年前，还没有高通。

　　加州大学教授、高通的创始人艾文。雅各布曾经开了一家公司。老雅各布卖掉这个公司后，几乎准备在圣地亚哥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颐养天年、享受生活了。

　　若真是这样，今天的高通也就不复存在。

　　第一桶金：老雅各布要来20万美元高通公司在1985年成立。老雅各布和大学教授维多比等成立了有7个创始人的高通公司，最初是在圣地亚哥的一个坟场旁租了一间小房子，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很小的公司。但老雅各布和维多比在业绩上非常突出，两个人都是教授，都有自己的发明，尤其是维多比，当时的一种编码方法在通讯业界很知名。

　　1987年，老雅各布到处找合同，他带着3个人来到劳拉太空公司（前福特太空公司），当时美国太空总署给了劳拉公司一个50万美元的合同，用作发明一个利用卫星资源通讯的设计。劳拉公司当时需要寻找一种技术，经过缜密的研究后决定用CDMA技术，但当时有3家CDMA厂商，除了高通还有两家，一家在加州，一家在纽约。我——雷鸣当时是劳拉公司的技术总监，研究了3家公司后，我觉得高通的技术还不错，便把高通放在首选，最后把其中一项20万美元的合同分包给老雅各布。

　　对于刚刚起步的高通来说，这20万美元的合同无异于高通掘得的第一桶金。

　　第二桶金：李建业博士救了高通高通的第二桶金来自一位美籍华人——李建业博士。高通的第二桶金可能是高通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桶金。

　　1989年2月，老雅各布、维多比一行10人走访当时在旧金山太平洋电话公司（现沃达丰公司一部分）做首席科学家的李建业博士。向李博士提出一些有关CDMA发展的建议。当时，商用CDMA技术只是停留在纸上的概念，并没有具体的技术方案。

　　李建业早在1985年便取得CDMA的两项专利，是CDMA专家。李博士向老雅各布指出要实现CDMA商用化，首先要把CDMA用在移动电话上，要解决"功率控制"问题。

　　1989年4月，高通再访李博士，并称已找到解决"功率控制"的技术方案，并要求太平洋电话公司给他们一个20万美元的研究合同，进一步研究CDMA商用。

　　李建业对高通说，在纸上研究CDMA技术，对太平洋电话公司没什么用，如果高通能在6个月内演示其CDMA功率控制技术，太平洋电话公司愿支付高通100万美元。

　　这100万美元，无疑是高通公司发展中最重要的一桶金，因为高通不但取得这一桶金，更重要的是争取到太平洋电话公司（当时美国西部最大的运营商）对CDMA的认可。

　　当时的高通，如果没有太平洋电话公司的认同与支持，其CDMA方案根本不可能成为美国第二代移动通讯标准之一。因为当时美国的TDMA已被业界投票接受为美国第二代移动通讯标准。更重要的是，李建业博士正是美国主持第二代移动通讯标准小组的组长。没有李博士及太平洋电话公司的支持，CDMA不可能被作为第二代移动通讯的标准。

　　15年后，事过境迁，高通成为CDMA生态圈里的巨鳄。

　　第三桶金：韩国救了CDMA一命高通的第三桶金实际上是一座金山，是一个国家——韩国。知道内幕的人都说："高通发明了CDMA，却是韩国救了CDMA一命。"虽然高通最喜欢用韩国的CDMA做样板，说高通救了韩国。但知道CDMA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在90年代初，要是没有韩国政府全力投入CDMA，CDMA可能就夭折了。

　　1994年，摩托罗拉在香港建立起全球第一个CDMA网，但效果和服务质量都太差，全球其他运营商对CDMA失去信心，设备厂商也对CDMA技术半信半疑。由于老雅各布本身在中国市场战略上的错误，中国政府决定全面推广GSM而不是CDMA.GSM在中国迅速发展。到1997年时，以每月增加一百万GSM用户的速度增长。

　　CDMA由李建业博士在1990年介绍到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并于1990年11月，高通和电子通信研究院（ETRI）签署有关CDMA技术转移协定。1993年韩国政府宣布CDMA为其惟一第二代移动通信标准，并全力投入CDMA设备及手机的本土化，全力支持韩国厂商三星、LG、现代等投入CDMA技术的商用化及进一步发展。1996年11月，韩国的CDMA用户达到1百万，第一次向市场证明CDMA正式商用的可能性，让美国一些运营商及设备厂商对CDMA技术开始恢复信心，也让韩国厂商在CDMA市场上初露头角。

　　按常理，韩国应该对高通十分感激，但韩国通信界人士中，上至政府部长，下至企业员工，却没有人对高通表示感激，反而众口一词地说高通"忘恩负义".这是为什么？据了解，高通在1990年和韩国签约后，答应提供给韩国厂家最优惠的条件，但韩国人却发现高通为了其利益，常常以比韩国更优惠的条件提供给其他厂商，而且又规定了非常严密的保密协定。因此，虽然韩国厂商明知高通背信忘义，但由于不知道别人的商业协议细节，也拿高通没有办法。

　　此外，高通在和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签约时，答应把每年在韩国收取专利费的20%交给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但后来高通却不认账，韩国政府和电子通信研究院一气之下，把高通告上法庭，最后裁决高通必须履行合约，必须与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分享收益。

　　有了合约还要毁约，完全暴露出高通公司的不诚信，也怪不得韩国人说高通："讨厌，忘恩负义". 去年韩国政府在选择无线平台接口标准时坚持指定WIPI作为单一的国家（WIPI是一种韩国国产开放源码的技术），而否决高通的BREW，并要求高通开发一个适用于WIPI的产品。从这一行动，也可以看出韩国上下对摆脱高通垄断的决心。

　　这也算是因果报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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