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八大文化现象回顾：中医和孔子遭严苛批判

    当代文学垃圾论与传统文化回归

    德国波恩大学汉学教授顾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言辞激烈，把上世纪50年代后的整个中国文学说得一无是处，认为是“垃圾场”。这使人们想起了2006年发生的另一个“文学事件”——赵丽华“实验性”诗作。

    “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当国家一级作家、诗人赵丽华把这首《一个人来到田纳西》与多首类似的“实验性”诗作在网络上发表时，网民愤怒地诘问赵丽华，“这也叫诗？我一晚上可以写出一千首！”并恶搞：“我/终于发现/我/也能/写诗了”。

    “80后”代表作家韩寒甚至认为，“现代诗歌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诗人唯一要掌握的技能就是敲打“回车”键。

    在有人仍然对中国当代文学力挺的同时，也有评论者赞同汉学家顾彬的评价，认为当代作家们往往耐不住寂寞，抵挡不了“文学商品化”的诱惑，能赚钱就行；比生活的贫困更糟糕的是思想的贫困，缺少社会使命感，缺少真诚、直面生活和讲真话的勇气。

    在不少人对当代文学失望之际，2006年我们也经历了传统文化的回归和持续升温。由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造就的“学术明星”掀起了一轮轮中国古典文学、古代历史和哲学的读书热。他们的讲稿一经出版就洛阳纸贵。女学者于丹的《于丹〈论语〉心得》首印60万册，首日销售超过一万本，刷新了易中天《品三国》首印55万册的纪录。

    从《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开始，一场旷日持久的红学大争论在文坛展开，各种有关《红楼梦》的书籍纷纷亮相，引来了前所未有的红学热。

    从中国首个文化遗产日的正式启动到《长城保护条例》的实施；从祭孔大会到新儒学，从汉服热到私塾热，孟母堂事件使得学者、教育部门和民间全被卷了进来。回归传统文化已成为人们的一种精神诉求。

   心理诊所里诉说自我

    “我快崩溃了！”林坚(化名)见到文稚嘉后说。

    林先生40岁左右，在金融系统工作，年薪数十万元。除有令人艳羡的职业，林先生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本来，林先生应该每天过得很开心、很知足，可是，近来发生的一切，却使他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与困扰之中。

    文女士清晰地记得，那天，这位身材中等、仪表堂堂的男子，跨入她的心理咨询室时的情景。

    “他一会儿烦躁，一会儿无精打采，一会儿又十分愤慨。”文稚嘉回忆。“我压力太大了，快崩溃了！”林坚对文稚嘉如是说。

    文女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林给她的第一印象“很压抑”。原来，林正经受着感情与事业的双重困扰。起初，林与一名女子有了婚外情，但他后来发现，自己竟然“被耍弄”了。据说，这名女子“和很多人有往来”。因为得到的不是真情，自己又“付出很多”，这件事情给林的打击很大。

    除了情感上有“挫败感”之外，林先生近来在职场上也不十分顺利。一方面，他和直接上司在沟通上出了些问题，林认为自己各方面做得都比较好，但直接上司对他总是不太认可；另一方面，他觉得上级给自己配备的手下也不得力，不是不懂业务，就是跟他对着干。

    李男(化名)是文稚嘉女士近7年职业心理咨询师生涯中，印象较为深刻的女性咨客(来访者)之一。

    李是一科研单位负责人。该科研单位面向市场推出了一个项目，李同时也负责管理该项目。为了更好地开拓市场，李女士挑选了一位助手。开始，李与助手有分歧，她总是试图说服对方，渐渐地，情况越来越糟糕——因为助手经常不听信她的旨意，有时是当面听，背后不听，彼此之间出现僵局，这种状况让李女士大为恼火。最终，李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不得不求助于心理医生。

    文稚嘉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说，迷茫成了当今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内心体验，原因是人们自我评价失当、失真，不全面、不真实。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多数去寻求心理治疗的人都度过了要为生存而奔波的阶段。不断地获取财富，除了奔驰、宝马、老婆，还想追求美女，人们受某些“毒害”比较深，只习惯用一种方式——以别人的眼光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夏学銮教授对记者表示，随着经济发展，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精神层面有很多缺乏，主要是不安全感、不确定感增强。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理想信仰缺乏，甚至追求低级趣味的东西，秩序与混乱并存。人们失去方向感，失去目标，这是社会转型期形成困惑的根源。■本报记者周雪松

    “我们是迷惘的一代”

    “恶搞”是2006年最流行的一种工具。“当社会快速发展时，很多人表现出心态失衡、浮躁，有人希望通过炒作一夜成名。但这种成名消失得更快。”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知名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没有含金量、没有内涵的快餐文化，只是满足了人们一时的需要。

    “有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人的阅读量正在逐年下降；相反，并不富裕的印度人均阅读量排世界第一。”胡星斗说。

    “我们是迷惘的一代！”本报记者在身边随机调查了20个人，其中有96%的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大家极端地追求物质享受以及快餐文化，缺乏理性的文化支撑。所以，在经济快速发展、工作压力加大的今天，人们越来越体会不到幸福的感觉。”胡星斗说，有经济学家调查发现，在全世界，东南亚人的幸福感最低。这其中，中国人的幸福指数下降得比较快。

    与此同时，患心理疾病人群增多。相关数据表明，中国人的自杀率已经超过了国际平均自杀率。据卫生部提供的最新资料显示，精神障碍在中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已经跃居首位。

    “精神空虚、幸福指数下降，失去了主流价值观，一些人的道德开始滑坡。”胡星斗向记者表示，几乎每天我们都可以从新闻中看到一些人不顾他人生命，没有正义感，在罪恶现象的面前一个又一个地扮演着看客的角色。

    据了解，在美国，几乎每个人一周都要义务工作4个小时，去小学、养老院等地方做义工。“在发达国家，道德观念、信用制度、公益事业以及民主法制之间相互补充。”胡星斗说，“前几天我在新闻中看到，一个年轻人奋不顾身跳进水里救人，人救上来了，自己却受了重伤，结果最后没人管了。于是，只好打官司解决治病的问题。”很多人宁愿明哲保身，也不愿做英雄，这是社会的悲哀！

    “在是与非的价值判断上没有主流价值的导向，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态就会陷入一盘散沙、一片沙漠。”甘肃联合大学王万君这样形容这一代人的精神现状。

    有财经评论者这样说过：目前最有害的是，让一夜暴富引领社会价值观。“超女”、恶搞等现象是当代经济大环境下人们价值观畸形嬗变的突出案例。一旦主流和传统道德被边缘化，社会就会陷入价值失调和道德焦虑，就难以凝聚起亿万民众的力量，更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改革的成果也可能被消耗。

    “学术明星”成为“大众先生”

    “大学早已经不是象牙塔，书生也因社会的需要成为大众的先生。这是一个资讯爆炸和知识饥渴奇怪混合的时代。”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方便获得资讯，反倒造成“线性阅读”的匮乏，所以，以讲授书本线性知识为能事的学者，借助方便的资讯手段如电视，竟然激发起大众“读书”的热情，正反映了广泛的知识饥渴及其曲线的满足。央视《百家讲坛》改成《百姓书场》也许更为名实相符。

    于海认为，易中天早已不是深居书斋的学者，他先前的一系列著作都是面向普通读者的通俗文史读物，他的确通过电视成为明星，但要说“传授方式革命”云云，显然是夸大其辞。电视讲座并非从易中天始，别的教授(或先前的大多数学者)在同一个论坛未能掀起热浪，说明不是电视成全了易，而是易成全了电视，确切说是易创造了“电视书场”，加上他的教授身份，这才是新的阅读和传播。

    易中天是以教授之尊，借助的是“威加海内兮”的堂堂央视讲坛，干的是充满时尚元素和机锋的说书人的事，说的是“新三国唱本”。所以，既不是精英文化大众化，也挨不上“严肃学术商业化”。

    对于一些正规的历史学家对易中天不屑一顾，认为其曲解历史误导群众，于海表示，正规的历史学家不屑一顾，属于正常反应，因为要做易的角色，他们既不能也，也不为也。至于易的工作会否曲解历史误导青年，要看针对那一类青年讲。如果是听了易而立志走入学术的，易无力误导；如果只是对文史有兴趣或为了教养来听听，史实的出入实在无关紧要。

    易只是得到大众的青睐，来自“雅”的方面几乎异口同声地不屑，他并非以学术而是以趣味化文史而明星化的。大众文化确有娱乐化庸俗化的倾向和力量，易的说书不乏娱乐因子，但他有创意：即使文史趣味化、通俗化。至于卖点和噱头，正说与戏说，若是与学术无关，那有何妨？人们盯着易的教授身份，都拿学术说事，所以愤愤不平者有之，忧心如焚者有之。但我们若不拿这些说事，岂不更能如实肯定易的贡献？

    “事实上，真正的学术难以市场化，不便市场化。”于海指出，学术一旦市场化，就是通俗的知识，而非学术。想追求学术或以学术为业余兴趣的，可以径直阅读学术书籍；大众需要的是知识，而非学术。当然需要的是可靠的知识，所以，要将学术转变为大众需要且容易接受的知识，并非人人可以胜任的工作，这种能力，除了学术，更需要一些特别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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