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声称只为富人盖房,却又说他才是为穷人说话的人;他是商人,却每年要写400余万字的论著、报告;当所有的人认为他应该缄默时,他的手里仍然拿着话筒。
在2006年,博客的普及让很多人变得平静,任志强也是其中的一个,因为在这个平台上,他的声音与表达可以是连续的,而且几乎可以无止境地维持自身的完整性。而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正在把“只为富人盖房”推演为一场关于公共住宅政策责任大讨论的契机。2006年11月2日,博客网站的编辑写道:“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任的博客居然赞扬、力挺的声音渐占主流。”
这些事情发生在任志强与土地、建筑打交道的第21个年头。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自己会被网民冠以“”奸商”、“人民公敌”的极端称谓。而现在2006年博客的兴起,缓解了他的意见通道危机。
他在房地产业蜕变的每一个阶段,都偶然或者说是必然的把自己推到了漩涡的最中心。
在任志强刚刚和房地产打交道时,就曾遭遇过至今为止最大的变故。1985年,中国的空气中刚刚散发出市场经济的潮湿气味。那个时候,北京还没有房地产开发公司,任志强参与了西单的改造工程,他只是西城区华远公司建设部经理,负责公司的基本建设工作。刚刚踏入与土地、房产打交道的任志强,并没有意识到计划体制中呆板、机械的东西,仍然弥漫着无处不在的干预力量。
1985年正值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经济严打,任志强在这次严打中,因“贪污”罪被刑拘入狱,“那天正好是中秋节,1985年9月30日。”任志强平静地回顾着当时的情形。事情的起因,是华远公司向上级汇报发放奖金,而上级核查时引发了此事。在工资就像条形码一样整齐呆板的年代,发放奖金是一件颇为敏感的事情,问题出在虽然在领取的单据上所有的人都签了名,但每个人领了多少数额却没有标明,这成为任志强获罪的直接原因。“事实上一直到我出狱,这件事如何定性都在争议,因为我是执行公司决议,不是个人行为。”他自始至终拒不认过,与此案有关的人无不见识了任志强执拗、倔强的性格。
在看守所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能看到的只有发给每个被关押者的两本书《法学概论》(上、下册),“连同刑法,我当时几乎快背下来了。”每当有新的犯人被关进来时,他听着对方的情况,已可脱口而出这个人适合的条款:“他,139。他,142。”因为他熟知法律条款,他总是古道热肠地帮助别的犯人,分析罪罚的轻重,并且帮助他们向上申诉。他用自己在监狱现学的这些法律知识,当起了业余律师,先后为5个人写了辩诉书。任志强与法学的缘分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后来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系统地学完了《民商法学》。
贪污犯、盗窃犯、政治犯,在这样的环境中,任志强度过了一年零两个月,最终认定无罪,1986年12月4日,任志强走出了宣武区半步桥北京看守所的K字楼。
在任志强出狱之后一年,也就是1987年,北京出台了“房地产开发管理办法”。这意味着他重新划开又一次职业生涯时,将趟进滚滚洪流之中。
在过去的20年中,华远名下的房地产开发面积超过1100万平方米。在与华润置地剥离之后的第二次创业,至目前开发量也达到了70万平方米。任志强也从一名基建管理干部转型为风云一时的地产人物。
当2005年房地产商还沉浸在快速城市化带来的醉人硕果时,硝烟缓慢升起。“房价过高”与“房地产商推高房价”的声音不绝于耳。任志强曾任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轮值主席,在头脑中任把自己摆到了维护行业利益的角色,“如果有公共住宅,就没有人指责开发商了,如果谁不去说,政府就可能犯错误。暴民可能出现,官员也可能被误导。”
2005年1月8日,任志强在“2005宏观经济引导力”论坛上语出惊人:“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因此引发了此后历时弥久的“倒任”风潮。
在2005年10月17日,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易宪容在媒体上抛出“擦亮眼睛警惕发展商操控房价”,文辞颇为激烈:“有房地产商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来代替民众与政府来决策?为什么把整个住房保障制度对立起来?为什么想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代替市场选择?”面对这样的指责,许多地产商予以分辨,这时的地产商仍然不分彼此地站在舆论的前沿。
2005年12月28日,在《新周刊》举办的房地产语文沙龙上,会议未开始前,在休息室中,任志强与易宪容第一次相面而坐,几乎没有什么过渡,两个人开始在唇枪舌战中展开了争论,二人几乎都听不到对方说什么,最终不欢而散。
任志强并没有停止表明自己的观点,有如“我不为穷人盖房”、“老百姓不应该人人都买房”的言论仍不时抛出。激烈程度以至有人以“人民公敌”直指任志强。
2006年的房地产话题几乎成为一个纯公共话题,这意味着讨论这个问题就必须面对着与此相关的诸多要素:土地、银行、弱势群体、社会保障、利益集团、程序公正等等。在这样的情形下,多数房地产商选择了沉默,因为这已经不是产业问题,而牵扯到政府治理、制度安排层面的事情,不予评价似乎也无可厚非。
但任志强似乎无法止步,因为他认为这已成了他自己的事情。如果要说清楚这个问题,任志强必须论证清楚政府、地产商、买房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从论争的开始,任志强是在出于对行业的维护,是为群体利益而战,那么到2006年,任志强纯粹是为性格而战,为自己抗争。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可以真正地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