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中国传奇文化超男

　　超男崔永元 皇城根下的卫“道”者

　　谁逾越了他的道德底线，卫“道”者崔永元都会毫不留情地站出来反击。惯以一反常态的形式出现在公众面前，只有当他歪着嘴坏笑时，才让人发现这个北京男人的可爱。

　　某年春晚，当呲着大牙、操着一口东北话的宋丹丹冷不丁抛出一句“听说你抑郁了”，全国人民都笑了。人们笑的是宋丹丹对面那个长相土气，一脸坏笑的男人。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或多或少地听说和谈论着关于这个男人与某种精神疾患的故事。宋丹丹的提问证实了这个传说。

　　但实际上，很少有人会去仔细品味“抑郁”这两个字的含义，也很难将这个带着阴郁色彩的字眼与心目中那个总是带着一脸坏笑，总是用调侃方式说话，总是在荧屏上以一种不像主持人的方式主持节目并带给观众欢笑的男人联系起来。在过去数年里，这个男人用一档叫作《实话实说》的节目征服了观众，同时也成功地将自己送进了抑郁症患者的行列。

　　这个男人叫崔永元，更多人愿意叫他小崔，此外人们也越来越喜欢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上一个定语，比如病人、愤青、道德洁癖、电视批评家、完美主义者……这种方式甚至成为媒体圈的一种流行——在谈论这个刚过不惑之年的男人时，人们习惯于用这些字眼来表达他的与众不同。

　　崔永元祖籍天津，长于北京，继承了北京人玩世和机智的一面，嘴贫善侃的“京油子”形象也在他身上展露无遗，与生俱来的这些让他在《实话实说》中的调侃和冷幽默，以及对事物充满智慧和一针见血的讽刺，都游刃有余。

　　可他的玩世是仅仅停留在嘴皮子上的，内心深处充斥着道德感和正统观。翻开关于崔永元的访谈，到处是理想在PK现实，是道德与责任在博弈。一个全民娱乐的时代，身处享乐主义的商业化城市，这些未免格格不入。

　　但崔永元从不承认自己是一个道德洁癖者，他执拗地认为，自己只是在固守一个“道德底线”。所以，他怒斥《手机》，因为他认为影视作品不应该恶意影射，不应该玷污职业电视人的崇高；所以，他炮轰“超女”，因为他认为那样的节目有害于青少年成长；所以，他不惜翻脸，公开鄙视那些他认为是在惺惺作态的同行。小崔说，“这些都是道德底线，有如绑票不撕票，收了红包不塞纱布”。

　　但在更多人的眼中，荧屏下的小崔，理想化、固守传统、近乎偏执。他忘我而敬业地做着他的《电影传奇》，因为他“看着李向阳的形象长大，那些老电影是他人生价值观构筑的精神来源”，他选择以《我的长征》来重走长征路，因为他“从中看到了人性复苏的希望”。这是一个声色张扬的时代，所有人都面不改色的拥抱商业化，只有他执着地固守着责任与完美，与时代逆流而行。

　　提起北京男人，人们第一个想起的永远都是北京的士司机，嬉笑怒骂着为你解构政策时局，如果碰巧赶上你心情好，你一定会对北京男人留下不错的印象。北京男人对于宏观思维和宏大叙事的偏爱，是始终处于中心和居高临下形成的潜意识。

　　崔永元不是一个宏大叙事的表演者，他的语言生动、简洁，充满了民间式的智慧，但他的思维方式却始终以宏大叙事的方式进行着，他思考的是理想，是彼岸世界，是充满悲情意识的精神领域，这些恰与北京知识分子的传统责任感一脉相承。

　　所以崔永元的心理医生断言：“他要是没有责任心，病就好了。”

　　但累心的人很难没病。43岁的崔永元至今一天三顿大把大把地吞吃着药片，试图用那些化学制品来销蚀心里那条带给他无限痛苦的深沟，那条横亘于现实与他“道德底线”之间的深沟。

　　超男汪涵 长沙一哥

　　不要只去纳闷为什么来自苏州的汪涵会成为长沙这个娱乐城市的形象代言，娱乐的长沙是和娱乐的汪涵一拍即合的，用不着想明白说清楚，只要娱乐就好。

　　长沙号称内地第一娱乐城，不仅因为它生产出了“超女”和“湖南卫视”，很大程度上是源于长沙人与生俱来的娱乐精神。缺乏高昂的创业激情，却充满时尚的消费理念和快乐的生活追求。

　　在长沙，自从汪涵火起来后，跟着还火了两个字眼，一是“策”，一是“拽味”。在长沙方言里，“策”指的是扯谈、神侃、瞎聊。2002年，《越策越开心》打着“湖南最火爆的娱乐脱口秀节目”的旗号开张大吉，长沙这个娱乐精神十足的城市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档节目，“大哥”汪涵和“小弟”马可的人气刷得不得了，怎么形容呢？只能借用汪涵在一个槟榔广告中的一句广告词来描绘：拽味！（最近流行的长沙方言，意思接近于“显摆”。）

　　现在的汪涵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策神”，“湖南卫视当家红主持”，他在连续两年获得全国“最佳娱乐主持人”后，“内地吴宗宪”的帽子也被媒体慷慨地免费赠送。而如果时空可以倒流，换了在10年前，这一切，初出校门还在电视台跑龙套的汪涵肯定想不到。

　　那时我们是并不熟悉的同事，我跑新闻，长相酷似张卫健的他在一档当时在长沙还相当热闹的综艺节目《幸运3721》里搞“剧务”。所谓剧务，就是干联系车子接人、订鲜花、订盒饭之类的杂活，很难说与什么美好理想远大前途有联系。但汪涵的可敬之处就在于，当台里大浪淘沙一拨又一拨的人来了又走了之后，人们竟然发现：嘿，那个跑龙套的哥儿们一不留神就做了主持，不久就出了名，再不久竟然就“红遍大江南北”了。

　　汪涵原籍苏州，大名原叫汪建刚，我印象中还一直以为他是株洲人。可来自苏州的汪涵却浑身上下都是长沙气，他的娱乐气质与长沙这个娱乐之都刚刚好一拍即合。

　　比方说，与收入相比，长沙人的夜生活堪称奢靡。长沙的歌厅数量之多、设施之佳无城能比。且歌厅大多有一定规模，座位少则几百多则近千，上座率都在90%以上。长沙人K歌是名副其实的全城总动员，凌晨一两点是黄金时间，大小K歌场所爆满，白天不堵车的马路晚上堵得水泄不通。高潮时分，五六百人投入地跟着歌手一起唱，气氛决不亚于看“超女”演唱会。有人说这是畸形消费，可长沙人说无所谓只要耍得开心。

　　而汪涵这哥们当年虽“贵为剧务”，却也自得其乐，妙语连珠经常搞得身边的人乐不可支。我记得有一次正在办公室苦大仇深地写稿子，旁边一伙综艺节目组的同事忽然轰然大笑，我抬头愕然，搞不清这个世界为什么我如此痛苦他们却如此开心，边上一个也在写稿的哥们告诉我：嗨，肯定又是汪涵鳖（鳖是长沙人惯用的昵称），不晓得他又讲什么笑话了！

　　来自苏州的汪涵成为长沙这个娱乐城市的形象代言，多少有点无厘头，但现在再去追问到底是娱乐的长沙熏陶了汪涵，还是汪涵的娱乐细胞渲染了长沙，却怎么也说不清楚了。

　　超男韩寒 上海的XMAN

　　要才有才，要身体有身体，还特有脾气，这便是韩寒的超级之处。跟本就精明的上海男人相比，韩寒是精明在骨子里，不着痕迹地博得众生青睐，这未尝不是一种进化。

　　“世界男人看中国，中国男人看上海，上海男人看韩寒。” 这不是公论，只是百度“韩寒吧”上韩迷的臆想。证据是“上海男人看韩寒”这句话缺乏逻辑——上海男人向来被人认为天生是“宁当施主，不当债主”的生活数学家，韩寒如何代表？因为他是全红灯高中生？将复旦录取通知书当草纸？还是因为厌恶别人用“80后”来划分他？或者更愿意别人知道他的上海大众333车队3号车手身份？

　　按照一位北方女郎的说法，“上海男人是世界上一种稀有的品种”——上海男人是瓷器，北京男人是毛坯，前者失之太细，后者失之太粗。当然，精致的上海男人是爱护（怕）老婆的温柔（阴柔）主义者，偶尔也有些势利、小气、琐碎、矫情、娘娘腔的小毛病。在聊天室、BBS，不少人因而嘲笑上海男同胞，但他们很少还击，普遍的看法是：谁有空跟你吵啊？

　　1700多万人口的上海，地图有四种颜色，中心区是黄色，二环是粉色，三环是橙色，再往外就是绿色；一环说外语，二环说普通话，三环才说上海话——这样的城市给人很现实的印象，里面的男人仔细精明、一丝不苟。韩寒的出现，改变了上海男人被赋予的这种形象——当上海作家张远山还幽怨地写《上海男人究竟有什么可被嘲笑的》时，他早就一反上海男人的传统，先后嘲笑白烨、余秋雨、陈凯歌、陈逸飞、赵丽华，嘲笑教育、文坛和诗歌，甚至“一个上海男人和四个北京男人PK”。他不断生产着攻击性文字，也时不时用脏字教坏小孩，但在韩白之争最激烈时，我打电话访问他这件事，又觉得韩寒实在是个很礼貌的人；接触过他的一些朋友，也听到过他们举例说明他可爱的孩子气。

　　网友有个说法，“土著上海人韩寒和新上海人郭敬明哪个更像上海人？当然是郭敬明啦，人家多时尚，健身休闲蒸桑拿一个都不能少，开开party唱唱KTV出入高档写字楼，时时不忘show一下，照片都上封面照了。”讨厌那些精明大叔的叛逆韩寒，如果不是上海男人的反例，就是一个说话率直的进化版。偶尔，韩寒身上也会闪现上海人的DNA：他屡次出人意表都转“危”为安，如果不是运气太好，就一定是藏匿起了察觉生活的精明；他骂白烨，虽然用了标准的京片子脏话，但里面暗藏上海人的尖刻；与多数注意外表的上海男人一样，他没有忘记保留好看的头发，在售价38元的豪华礼盒装唱片《寒》上，也没忘记附送个人写真。

　　现在，号称“中国三大国宝之一”的上海好男人标准正在改变，过去是“五员大将”：身分党员、职业海员、工资百元、相貌演员、身体运动员；现在已进化成“多项全能”：一张文凭、二国语言（中英文）、三房一厅、四季名牌、五官端正、八面玲珑、九（酒）烟不沾、十分老实。一篇《寒蕾恋：一只馒头引发的爱情》的博客，用韩寒的例子，深情地描述了上海男人的进步：“这几年，上海突然开始出男人了，就像本该出男人的北京突然冒出一批女人来一样，从陈逸飞到余秋雨，从徐根宝到周正毅，从姚明到刘翔，但都不是很完美，常常是有体力的没文化，有文化的老是肾亏。韩寒好，要才有才，要身体有身体，还特有脾气，这才像真正的新上海男人。”

　　超男王石 8844上的深圳富人

　　王石在三年时间里，爬了11座雪山，登顶珠峰，创造中国滑翔伞纪录，他让成千上万的白领趋之若鹜，让深圳近郊到处都是背着背包穿运动衫的年轻人……

　　在中国，人们不喜欢房地产商，甚至憎恶这个行业里的富人们。即使最没有态度的媒体，态度也异常鲜明：给钱就说你好话，不给就只说坏话。

　　可是，对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深圳万科的王石却是个例外。即使不给钱，依然有一大批记者不遗余力地为他说好话，给他写书。那些本该痛恨他的，成为“房奴”的年轻城市白领、中产们把他当作事业和生活的双重偶像。特别是在深圳，在王石的感召下，深圳市内的梧桐山、红树林、东冲西冲、大小梅沙，到处是背着背包穿运动衫的年轻人。

　　远足、登山、滑雪、飞伞……在中国，这些至少也该是与1970年代出生的陈天桥、丁磊们匹配才对。然而吸引了成千上万年轻白领趋之若鹜的正是王石这个生于1951年的老男人。王石是无论如何都该被归为“老男人”之列的，应该像柳传志、任正非、张瑞敏那些1950年代的老男人一样，躲在自己的商业帝国里安享晚年才对。可王石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把企业当成一切，把事业当成全部生活，而王石一直都在倡导和推广积极、健康、平衡的工作生活方式。在成为行业领袖，坐拥亿万财富的同时，他利用工作之余的三年时间，爬了11座雪山，逛南极，登珠峰，创造了6100米的中国滑翔伞最高纪录，而且一不小心，还成了年龄最大的成功登顶珠峰者。

　　从山顶下来，人们便经常在电视里看到王石。在给中国移动做的“我能”的Model Show里，王石和他的朋友们，套着现代化的西装牛皮鞋行头，脚踩8844米的世界最高峰，古惑仔般的大眼睛狠狠盯着8844+n米的天空，不仅是“我能”，更是“我NB”。

　　这则广告至今都是中国移动最有创意的广告，它向人们示范了一种看起来如此美妙的理想：在这个时代，即使你不是位高权重，即使你不是学贯中西，但只要你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你就在主流社会中，拥有强势的话语权，可以将一切踩在脚底，包括世界第一峰。

　　于是，这样一种对企业家的迷恋成为了这个社会特别是深圳城市的潮流。深圳的年轻，深圳的瞬息万变，深圳的浮躁，甚至深圳的动荡不安，都让年轻的深圳移民迫切需要一个成功而健康的榜样。

　　王石正向他们示范了拥有财富的另外一层魅力：不仅仅可以一掷千金，坐拥佳人美酒，更可以写书、登山，可以在不属于商人的领域——文化、体育、时尚，都成为明星，都享受成功者的快乐，超越年龄、职业的限制，把生命的价值最大限度地多元化。

　　这一点示范，对于那些始终渴求在金钱与文化间寻求平衡的新文化人，对于那些追求享乐，讲究生活品质和精神质量的白领、中产，对于那些渴望以后也成为富人的年轻学生，无疑是致命的。

　　王石当之无愧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在生于1950年代的那一拨男人里，有谁能像他这样，任何时候，都与这个国家最前卫的潮流丝丝入扣，到现在还不自觉地迎合了这个时代对于精神偶像的消费需求；而那些生于1970年代的年轻富豪，又有谁能像他这样，生命中完整地记录了“解放军”、“文革”、“深圳”等等这些最具中国元素的经历，成就一个沉重而具有历史感的坚毅男人。

　　中国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商人。何祚麻院士感慨那些在煤矿深处忙碌的穷人们：谁让你不幸生在了中国！而对王石，只能说：谁让你幸运地生在了中国。西方人需要两百年才能走完的时代，中国只用了20年，而深圳正是这20年的浓缩版，王石幸运地成了这个浓缩版里的主角，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羡慕？

　　超男胡戈 武汉带大的恶搞英雄

　　胡戈做“馒头”，只是因为他是个爱玩的武汉男人。但胡戈玩得恰到好处，玩起了一股恶搞狂潮，把精英文化都玩成了草根游戏。

　　在对胡戈的采访中，媒体多只提到——胡戈，武汉人。除此之外，胡戈跟武汉的关系少之又少。胡戈恶搞热后，我们静下心来，细细理理，不难发现，胡戈其实跟武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可以这样说，武汉即使不出胡戈，也会出现张戈、李戈。

　　形容武汉常用“九省通衢”，因为在地理上处于相对中心的位置，是南来北往的必经之路。于是，特别是在交通不便利时，武汉便成为连接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可以想见，以前的武汉，通商的、跑江湖的、知识分子、政客，操着各种口音，带着各地习气，都汇集在这里，一波又一波。久而久之，武汉成了一个没有特点的城市。没有特点是因为它的包容性，什么东西到了这里都被“汉化”。北京的大气，上海的精明，广东的勤奋，甚至于天气，都是北方的严寒和南方的炎热兼而有之。

　　长江、汉江使武汉男人身上多了不少江湖气，更因为自以为见识得多了，还有了一点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之所以说一点点，是因为这种“坐井观天”式的见识带来的勇气，真要遇着大事了，往往也就不够用了。所以，貌似胆大的武汉男人，其实骨子里都有些胆小怕事。

　　许多外地人看不上武汉的这种江湖气和市民化，但这并不妨碍武汉的草根们自娱自乐。他们并不讳言自己的俗，偶尔还会骂别人“鬼作”，嘲笑那些自诩高雅的人。胡戈就是个典型的武汉男人，他从不讳言“自己比一般人还要俗”，而且从不掩饰俗。于是，当陈凯歌的《无极》倒了许多人的胃口时，各地批评者骂得再凶，也不过是文雅的文字批评。惟有生长于武汉的胡戈，以极市民化的恶搞，让所有人心中郁结的不满得到了发泄。

　　有人说胡戈是在挑战权威，其实就像许许多多武汉人一样，胡戈的恶搞并非源于对权威的藐视，而是城市个性中的江湖气和市民化，让他们看不到权威。他们习惯了和周围人称兄道弟，习惯爽快地有话就说，习惯以“婊子养的”骂人作为交际，因为对方不会计较。

　　可这一次，陈凯歌大导演和这个武汉小男人计较了。于是，胡戈赶紧小心翼翼地赔不是。本来，《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只是胡戈这样的草根找乐子的一种方式，他没想过惹事，更没想过出名。

　　曾有网友表示对胡戈的印象已经改变，认为“看清胡戈的嘴脸，他只是一个想出名的人”。这句话可能真冤枉了他。如果你了解武汉人的生活，你就会相信，他的初衷“只是以学习为目的，练习了一下视频剪辑技术”，“主要目的就是恶搞着好玩，表达什么都是次要的”。他只是希望用周星驰或王晶的方式娱乐一下，不让80元的入场费白花了。

　　应该说，胡戈做“馒头”，是因为他是一个爱玩且会玩的武汉人。在武汉的话语中，“玩”是一个含义颇深的词。比如“玩朋友”就是谈恋爱，“玩水”就是游泳，这些全国各地都有，但冠之以玩的，好像只有武汉。

　　胡戈对玩的态度，从小就具备，小时玩乐器，大了玩工作。试过各种工作，都厌倦了之后，干脆辞职做起自由职业者……

　　现在，市民出身的胡戈正陷入名人边缘的尴尬——做“馒头”之后，被突然间推到风口浪尖上的滋味并不好受，“玩”变成了完成任务——这像极了武汉这个城市在全国的地位。一个久已习惯被称作“全国最大城镇”的城市，被说到“脏、俗”都能泰然处之，可一旦被冠以“宜居”的称号，就不知该如何动作了。

　　胡戈的恶搞算不上艺术，却偏偏给了以高雅艺术自居者致命的一击。在他之后，段思思的一首汉味歌曲，又迅速在网络上流传开来，再次将这种源于武汉的“市民文化”带向高潮。而在此之前，曲高和寡几乎是文化的代名词，直到出现类似胡戈这样的恶搞英雄，高雅文化终于被赋予市民化的解读。

　　许巍

　　西安带给西安男人的，似乎注定是呐喊和倔强的青春岁月，38岁的许巍和3063岁的西安一路走来，为世人见证了所有关于西安男人的疑问。

　　西安是这样一个城市——迎着缓缓下沉的夕阳，可以在城墙上慢慢地走，漫无目的，晃晃荡荡，一直走到夜幕完全覆盖住这座古老的城。

　　身在西安的时候，许巍惯常用这种方式独处。

　　“西安很‘厚’。”已经准备在北京买房子安家的许巍为西安作了这样的结束语。被朋友拉回北京之后，像午后阳光一般温暖的第三张专辑《时光·漫步》面世，许巍的歌声不再绝望和孤独，他把这些情绪深深埋藏起来，就像西安，城墙牢牢圈住那么多人那么多年的守望，可墙头上依然是阳光，大街上依然熙熙攘攘。

　　西安还记不记得一个3岁乡下小男孩眼中的迷茫，一个12岁男生关于一把吉他的梦想，和一个少年高考前弃学走穴的决断？

　　许巍说，最初在西安，他和他的乐队伙伴“经常连吃饭都成问题，饿得都没力气拨弦，五个人买一碗拉面，要五碗面汤。当时要是设想最美满最理想的生活，就是能有两把好琴弹着，有万宝路使劲抽着。”

　　西安男人，大多不愿拉帮结派、追随潮流，成为某面旗帜下的一分子。他们凡事都愿独立思考，给出很个人化的见解，甚至经常持反对意见，贾平凹、路遥、张艺谋、许巍，从这几个西安男人身上，很容易就能发现男人的倔强——

　　为人上，他们不与谁一呼一应，不会在业内形成一个圈子，相互照应，而总是跟自己，或跟自己的事业为伍；艺术上，很难将他们归进某一流派，他们总是想寻求突破、实现创新，追求跟别人的不同。

　　许巍最有代表性，他是中国最早从事摇滚音乐，也是最具才华的，集词曲唱于一身的艺人。但是这么多年，他却强硬地行走在一条过于狭窄的小路上，不愿向世俗低头，将本该属于他的名利拒之门外。就像兵马俑一样，纵然满脸沧桑，几千年都如少年般挺直脊背，风雨不倒。

　　1994年，许巍的乐队在无奈中解体，许巍漂向北京。可那时的北京并不懂许巍，他最终还是选择回西安去，并喊出了一个响亮口号：我们不到北京去，我们要做西安的摇滚。

　　西安这几年“现代”了许多，可比起北京来，陕西人的生活节奏还是要慢上一拍。许巍说：“我发现西安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像隐士一样，丝毫不会受到外界的影响。”于是除了城墙，许巍又找到了一个好地方，那就是西安碑林旁的字画街。他开始早睡早起，到公园锻炼身体，陪父母聊天，读老庄，练书法。

　　直到最终重新振作起来，找回自己，找回平衡——不愤青，不激烈，不张扬，不深沉，不颓废，不轻浮。热爱生命，热爱美好，热爱青春，热爱纯真，热爱音乐。回到生活，站在台上，他握着话筒，淡淡地笑，认真地唱。一如“长安”这样一个古老的名字，安静地沉淀历史，抚平思绪。

　　超男宁浩 顶重庆的肺

　　《疯狂的石头》里的笑料很多来源于集体智慧。宁浩在重庆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晚上和同伴集体去吃火锅，那种热辣的气氛激发了每个人的灵感和创意。只有重庆才做得到这些。

　　今年夏天，重庆前所未有的炽热，宁浩扔了一块“石头”在这“火锅”般的山城，让整个城市都跟着“疯狂”起来了。

　　这部充满黑色幽默的影片，把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三大巨头“塌削”（损）惨了。一块来自臭烘烘茅厕的石头，结果却登上了大雅之堂，引得人垂涎三尺。不足30岁的愣头青宁浩用自己独特的思维，颠覆、击穿了大导演们多年积累的“黄金甲”，用300万的小成本制作，获取了1000多万元的票房，耗资几个亿的商业大片被轰隆隆砸得七零八落。大师们不禁感叹：后生可畏！

　　重庆这个城市，让人琢磨不透他到底是怎样一种风格——老街老城和新楼宇相得益彰，错落有致，扑朔迷离，白天和夜晚同样神秘，女人们脱下职业装会立即变身为时尚性感女郎。你眼睛一眨，换个角度，眼前的景象又会变个样。而正是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的城市，才会发生一切不确定的事。

　　宁浩把“处男秀”选在了重庆。拿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最初我的选择还包括广州、武汉等五个城市，重庆是我第一个到的地方。那里给我的感觉，是一个迅速崛起的新兴城市，快速地成长导致了其复杂和不确定性。而《疯狂的石头》就好像重庆本身一样，无数伏笔和巧合横空交错，在一个三维空间中伸展成密密麻麻的诸多故事线，彼此结合。所以我认为重庆是最佳的拍摄地点，就没有再去其它地方。”

　　在重庆，正常思维可能随时被颠覆，就如同他的火锅——烫、麻、辣、鲜、香，让你一边痛苦，一边快乐，一边擦汗，一边咋舌，一边又往肚子里海塞。

　　宁浩说：“重庆市中心像东京，旁边的街道又像阿富汗。”他还用了“混搭”一词，在他眼中，新与旧，时尚美女和棒棒，宝马、奔驰和拖鞋、光巴胴（重庆方言，指赤裸着上半身）都在这城市里混搭着，谁也不嫌弃谁，谁也不能离开谁。让人感觉这座城市很亲切，任何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归宿感。

　　这里，没有人会给异乡人抛来奇怪的眼光。女人们看见帅哥，男人们看见靓女，都会毫不忌讳地相互打望，四目对视，毫不掩饰内心对美丽事物的欣赏。

　　矜持对这个城市来说太不协调，如同意大利美食，总是把最美丽的东西呈现在表面。重庆女人张扬，男人也不示弱。他们总会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一会儿西装革履，一会儿穿着拖鞋打着光巴胴。

　　《疯狂的石头》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创意，如此多的笑料呢？宁浩说：“《疯狂的石头》里的笑料很多来源于集体智慧。我们一帮人全是男人，在重庆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晚上去吃火锅，在那么热辣的情景下，每个人都被激发了。”

　　超男施明德 娱乐台北的红衫领袖

　　施明德和他的“百万人民倒扁运动”最大的贡献，就是让众多平日并不怎么关心政治的靓女、辣妹花枝招展地举着荧光棒加入到了群众运动中。台北的政治突然间变得空前娱乐化。

　　台北是一座很政治的城市，近年来几乎每个周末都有群众集会游行。台北的朋友说他们都已经习惯了。据说台北的男人平日上班，周末“上街”。现在流行倒扁，那是白天去坐班，晚上去静坐，两不耽误。上班是理性，倒扁是感性。在理性与感性间游走，在忍耐与发泄间转换，这就是台北。

　　自施明德，登高一呼，唤起“红衣军”上百万以来，《红花雨》、《老鼓手》、《捕破网》、《感恩的心》等一批经典老歌因“红潮”而翻红，另外连带，也让一个创作“倒扁”歌曲、名叫“砰砰乐队”的年轻乐团红到不行。

　　其实，自“汇款一百元、授权施明德”始，施明德以及他所带领的倒扁总部的创意行为，就风起云涌，成为了台湾民众竞相效仿的一种时尚。“大拇指朝下比出倒扁手势”，“穿红衣、系红丝带”，执勤的警员则相约穿上“红内裤”，台湾的网络上还流行上传民众自拍的“倒扁我最猛”与“倒扁我最美”的男女生“红衣玉照”……甚至连台北色情业也赶着抢搭“红色风潮”，如某情色杂志推出“倒扁大作战”等最新情色玩法特辑。

　　我曾在台北车站亲历倒扁总部静坐现场，刚才还乌鸦鸦一片人悄无声息地坐在夜色里，一到十点钟静坐结束，整个广场就变得像个热闹的夜市，静坐的民众纷纷起身在倒扁巨幅海报前合影留念，交流倾谈。身着红衣的小商小贩们在人群中穿梭、兜卖倒扁纪念品。其中以荧光棒和T恤最为抢手。荧光棒本来是属于歌星、影星演唱会和造势晚会的，但施明德和倒扁总部创意地让它成为了倒扁的最佳道具。只见一个美女手执荧光棒挥动摇晃着，很是开心得意。留心细看，原来荧光棒在来回地闪烁着“陈、水、扁、礼、义、廉”六个字，就是“无‘耻’”嘛。

　　在台北男人引以为傲的城市人文高地——诚品书店，施明德的自传《囚室之春》被书店工作人员放在畅销展区的显著位置。据说卖相很不错。施明德曾经作为政治犯，在台湾前后被关了25年半。他曾自嘲说，自己虽然不是全世界被关最久的人，却是全世界绝食时间最久的，连续4年又7个月，都是靠狱方强迫灌食才保住生命。“民进党内都知道，如果跟陈水扁比对抗意志，我的意志绝对比他强。”在发起百万人民倒扁运动前夕，他去做健康检查，发现已身患肝癌。他对陈水扁呛声：“不是你倒，就是我倒！”

　　有人开玩笑地说，施明德和他的“百万人民倒扁运动”最大的贡献，是让众多平日并不怎么关心政治的靓女、辣妹也加入到了群众运动行列中。这也让台北男人关注“倒扁”胜过以往任何政治活动。据调查，在参与倒扁的民众中，女性和青少年占了70%以上。65岁的施明德每次出现在静坐区或者上台公开讲话，都会引起无数女粉丝的尖叫，不少青春靓女都争着要靠在他身旁陪同静坐。而媒体的民调显示，施明德的民意支持度一度攀升到台湾政治人物的第一位，与长期保持民意支持龙头地位的帅哥市长、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并列第一。

　　一个被民进党斥为“政治流浪狗”的前主席能红成这样，难怪民进党会吃味到不行，进而在幕后运作施明德的前妻和女儿出来指控、羞辱他。但让民进党始料未及的是，这种毒招丝毫无损他对女性的吸引力，相反却让民进党的女性支持度“失血”不已。

　　李敖、马英九之后，又有施明德，这些超级男人把美女们都忽悠成自己的粉丝，台湾政坛也就在这些粉丝们的呐喊和荧光棒的闪烁中变成了一场娱乐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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