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过剩夺走了我们的幸福

　　2006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10.7％，比上年同期快了0.8个百分点。而就在上周，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表示，中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和居民消费率已双双跌到历史最低水平——按照一般规律，最终消费的GDP占比和居民消费率，都应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有学者就此判断，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未使国民生活水平获得同步提高。
 

　　其实，比消费率更能全面而合理反映国民生活水平的是国民幸福值。中国社科院一项最新调查显示，2005年，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幸福，比上年下降5个百分点。

　　全球知名调查机构——美国盖洛普公司的一份调查，更是给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结果：从1996年到2006年，中国人的幸福感先升后降，与中国经济增长曲线恰好形成相背走势，而其分水岭是2001年。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通过解读近年来的经济数据我们发现，中国国民的幸福值与资本过剩程度明显具有反比关系——在中国GDP增速和幸福值变化趋势发生转折的2001年，中国市场的资本同样开始由短缺转向过剩，并在2004年出现严重过剩局面。

　　我们认为，资本过剩正是中国国民幸福值下降的经济根源，至少是根源之一。

　　作出这一判断的基本逻辑是，资本过剩导致投资过热——投资过热使得企业竞争加剧、利润下降——企业竞争加剧、利润下降导致员工工作压力加大、收入预期失衡、就业岗位不稳——幸福感受降低。

　　不仅如此，在行业平均利润急剧下降的情况下，投资人会为压缩成本而降低产品质量，乃至掺杂使假，这直接影响了国民的消费质量和消费安全，这同样降低了国民生活的幸福值。

　　国民幸福值下降，还表现在就业人口的平均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少。有关调查显示，随着投资者压缩用人成本倾向的加强，中国人劳动时间延长、休闲时间递减。而且，这样的事实，已经不仅仅是在农民工身上才有，从白领阶层到企业高级管理者，甚至资本所有者自身都有此共同趋势。

　　关于国民幸福总值的计算，国外经济学界有一个普遍认同的公式，是国民幸福总值（GNH）＝绿色GNP（名义GNP－污染损失）＋家庭部门产值＋自由时间价值。换句话说，压缩劳动力的休息时间，尽管可以增加GDP（或GNP），却从自由时间价值上减少了GNH的总量，这正是中国GDP与GNH走势严重背离的原因之一。

　　传统经济学认为，投资增多，可以增加就业岗位。真是这样吗？从绝对量上看也许是对的，但就中国的现实来判断，投资越多，单位资本所用的劳动人数一定是在下降的。尽管我们还找不到权威而直接的数据予以证明，但近10年来，依靠投资拉动的中国经济，GDP单位增长率所能拉动的就业人数越来越少——这个事实或许可以间接地证明我们的观点。

　　有研究者认为，人类社会史有三个主题词就可以概括：农业社会的主题词是“温饱”，人们首先追求产量；工业社会的主题词是“富强”，人们首先追求产值；信息社会的主题词是“幸福”，人们首先追求快乐。

　　所以我们认为，中国进一步抑制投资过热，解决资本过剩的问题尤为重要。这不仅关系到经济的平稳增长，同时也关系到国民的幸福。

　　对于同时向工业化和信息化生活迈进的中国，国民幸福值和作为富强指标的GDP，至少应当是并重而统一的。

　　同样，中国金融部门在应对资本过剩问题时，除了要考虑该问题对中国宏观经济均衡发展的影响，也应当将它对国民幸福值的影响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中国品牌总网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