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华:其实,只是一个小圈子的人在玩诗歌。
一直以来,《诗选》,诗歌刊物,这类杂志的发行量就极其有限,几乎是只有写诗的人在读诗歌。外界对诗人们的作品的了解 非常少。它的力量非常薄弱。
青周:诗歌刊物没有传播,普及?
赵丽华:有一句话叫做“女人不问年龄,刊物不问发行”,这个刊物就是指诗歌刊物以及包含诗歌的一些纯文学刊物。
现在这种情况的发生,和诗歌传播方面的问题有关系,和语文教材中现代诗歌篇目陈旧有关系,和诗歌传播方面的不接轨有很大关系。
官方诗歌刊物中,很多是公费出诗,这样的东西有多少是好的?
诗歌刊物在现在诗歌的传播过程中,根本没有作用,他们已经非常迟钝、滞后,这次我诗歌被恶搞,你在诗歌刊物上,甚至看不到事态的基本反映。
青周:不是还有课本么?至少会有基本的诗歌介绍吧?
赵丽华:教材中现代诗歌篇目改革的问题大家一直在讨论。从五四到现在,现代诗歌它已经经过了近百年的的发展,但是在教科书里,占据主要篇目的却是徐志摩、戴望舒这些刚刚由文言文转白话文时期那些摸索的、类似于婴儿学步的东西。
这两年,现代诗已经发展到和国际接轨的地步了,很多国外诗歌可以直接在网上读到,很快被翻译过来,但课本里,大家读到的外国诗歌还是普希金、惠特曼的,他们已经太老太老。
这就等于,已经进入了汽车时代,你却偏偏要赶马车行走。
张羞:写诗是我的本份
张羞看起来是这样文艺的年轻人:半长头发、球鞋、T恤外面裹着一件厚厚的棕色毛衣,手脚修长,讲话含糊,语调不清。在当天的诗会上,他朗诵了给他朋友贾冬阳的长诗《五月》。
在他自己的长篇小说《大象》和剧本中,他叙述了自己写诗、写作的生活:基本没有工作,也不愿意去工作,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写作,却赚不到足以维持生计的稿费;打麻将,散步藉以打发无聊的时间。相对于每日朝九晚五的工作,他更满意于这种生活状态,也会在各个城市里辗转,会一言不发的去到湖北、北京……
青周:你为什么会选择写诗?
张羞:严肃的说,写诗就是我的本份。就像有些人天生是木匠,你这一辈子别的就干不了。
我也试着干了别的,但都没进去。比如说,我不愿意在早上八点起来的时候,看到人在地铁里等车,那种感觉很不好,至于工作,做什么工作,那都一样。
写作这件事它能和我发生关系。所以我干了这个。
青周:但写诗它并不能给你带来生活上的保证?
张羞:那就是两码事了。所以说,为了过日子,我还得做一点别的什么。比如说写一些不太愿意写的东西,给书商干干活。
对我个人而言,写诗是件严肃的事
2004年,张羞自己花钱出了一本没有书号的小说《散装麻雀》。出版的理由在他看来非常简单,“有人觉得它(小说)好,而又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它,那么,我自己来。”
提到这次朗诵会的保卫诗歌主题,他呵呵发笑。“保卫?这个词听起来太80年代了,有什么好保卫的呢?保卫只是个说法而已,写诗其实只是个人的事。”
青周:但诗歌也有门派,你属于某个圈子吗?
张羞:北京写诗的人很多,基本上好像每个人都会属于一定的圈子,如果要划分,我应该属于当时的“橡皮”,我们基本上是在网上认识的,后来一起在北京呆着,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并不一样,有些人上班,有些人却不干活。
但写诗又是很个人的一件事,有时它甚至都不涉及到朋友。
青周:这段时间里,对于杨黎发起的保卫诗歌活动,你怎么看?
张羞:杨黎之所以作这次活动,是觉得诗歌在尊严上不能被恶搞,这我认同。因为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写诗歌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但其他人会怎么看,说到底,我无所谓。 文/本报记者 马军 摄影/本报记者 吕家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