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证券交易最黑暗的历史

　　仅仅3个月之后，德鲁就背叛了他对范德比尔特的誓言，他和其他董事使用范德比尔特最痛恨的伎俩-联合坐庄（pool），一起来推动伊利股票价格上涨。由于他在投机方面有着无人质疑的天分，他经常被当时的报纸称为"投机导演"-他在投机操作中扮演总指挥的角色。在1868年1月，伊利股票的价格刚刚上涨到79美元，但随后就立刻跌到71美元，这意味着背后有人在卖空。新闻界人士毫不怀疑谁是幕后的操纵者，《纽约先驱报》报道说："投机导演的爪牙一整天都在竭尽全力地制造恐慌，散布比平时多得多的各种关于股票的谎言，尤其是关于伊利股票的谎言。"

　　联合坐庄集团里有一个会员，德鲁曾资助他购买伊利股票。这个会员心存疑虑，偷偷调查了他买的股票出自谁手，他惊恐地发现这些股票都是来自他自己集团的一名经纪人。他找到德鲁，要求德鲁按照他承诺的那样把股价拉上去。

　　"我已经卖掉了我们所有的伊利股票，赚了一笔，"德鲁平静地回答道，"现在正准备分钱。"

　　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和他的弟弟亨利合写的《伊利岁月》（Chapters of Erie）是早期新闻调查的杰作，他们这样解释德鲁的所作所为："投机集团的大佬把钱借给了其中的一位会员，让他有财力购买集团所有其他会员的出货，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他套了进去，然后，大佬在集团内分配利润。他也会很平静地把原本属于这个牺牲者的钱的一部分作为利润分成返还给他。"

　　弗兰克·沃克（Frank Work）是范德比尔特在董事会里的耳目，他很有可能也成为了德鲁阴谋的牺牲者，于是，他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范德比尔特。范德比尔特有点紧张了，他一直希望伊利铁路能够和他的哈莱姆铁路以及宾夕法尼亚铁路合作，平分市场份额，这样的话，每家都可以获利。但伊利董事会很快就否决了范德比尔特的这一提案，董事会中除了弗兰克·沃克投了赞成票以外，大部分董事都认为这样的安排不公平，伊利铁路所占的份额应该更多些。

　　范德比尔特意识到董事会行为背后的真正意图：向他宣战。他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伊利铁路。如果不能通过控制董事会来达到目的，他就会采取另一种方法：收购。"范德比尔特不习惯接受失败这样一个词，"亚当斯写道，"而且，这一次，他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这种在所有华尔街人面前被愚弄的感觉，使得这次董事会的拒绝让他尤为刺痛。而且，以往一连串的胜利，使原本就非常自负和傲慢的范德比尔特更加自我膨胀，即使这一次他心爱的计划没有破产，他也从来都不是那种尊严受到伤害后只会坐下来徒然伤悲而无所作为的人。在被别人的阴谋挫败后，他现在一定会拿起他最有力的武器-能够横扫千军的百万美元。"

　　即使范德比尔特拥有巨额财富，要想打赢这场战争也是困难重重。伊利铁路正式流通在外的公众股有251 050股，但这并不是伊利所有的股票。早在1866年的时候，德鲁贷给伊利公司的348万美元，是以2.8万股未公开发行的股票和300万美元的债券作为抵押的，这部分债券可以转换成3万股股票，并且可以在债券和股票之间自由地来回转换。这就意味着只要符合德鲁的利益，他可以随时使伊利股票的总量变化10%以上。

　　此外，德鲁还是伊利铁路的财务主管，他完全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在必要的时候发行或"制造"更多的股票。范德比尔特如果想通过收购来垄断伊利股票，他就必须设法阻止德鲁无休止地发行更多的伊利股票。于是他请求纽约州最高法院（New York State Supreme Court，也译作高等法院或高级法院，像现在一样，在纽约州混乱不堪的司法术语中，这里的最高法院并不是级别最高的法院，恰恰相反，它是最低一级的法院）法官乔治·巴纳德（George G. Barnard）给予帮助。据斯特德曼所述，巴纳德是一个"坦慕尼奴隶"（Tammany Helot），在范德比尔特的"资产"中是有编号的 ①。

　　今天，我们可能早已忘记了19世纪中期美国政府是多么腐败，而且，没有什么地方比纽约这个美国人口最稠密也最富裕的州更腐败了。美国当时的政治报酬体制 ② 注定其官僚体系既无能又贪婪。同时，政治俱乐部（其中最著名就是坦慕尼派俱乐部）又垄断了国家的政治机器，确保了那些腐败官员赢得选举。

　　早在1857年，贿赂和欺诈就已经大行其道，以至于乔治·坦普顿·斯特朗律师（George Templeton Strong）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感谢仁慈的上帝，纽约州议会已经休会。"几年以后，贺瑞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在《论坛报》（Tribune）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未来的10年里，我们的议会大厅不可能继续充斥着一群不分是非、毫无公德、腐败透顶、寡廉鲜耻的人。"然而，事实证明他大错特错。

　　华尔街上商业和金融业的蓬勃发展只会让这些政客们变得更加贪婪。1868年，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被州长及时地批准生效。这个法案实际上是把贿赂合法化了。按照这个法案，"法庭不能只根据行贿方的证词就证明受贿方有罪-除非行贿方的证词中的核心部分有其他证据作为旁证。"在前电子时代，这意味着只要议员们是在私下里以现金形式接受贿赂，定罪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纽约下议会的秘书哈德逊·C·坦纳（Hudson C. Tanner），在19世纪80年代他卸任后写了一本揭露当时政治黑幕的书，他说，"'公平地竞选和诚实地点票'完全只是政治口号，诚实地点票已经让位于'诚实地清点礼金'。"

　　司法机关的状况比立法机关也好不到哪儿去，坦纳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最高法院就是我们最大的阴沟，律师则是一群老鼠。我的比喻可能对老鼠有点不公平，因为老鼠是非常干净的动物。"纽约州的法官从19世纪40年代起就开始通过选举产生，这使得他们彻底依赖于政治机器。到19世纪60年代末，《弗雷泽杂志》向已经完全被弄糊涂的英国读者解释："在纽约，有一个纽约独有的传统，诉讼人最好在花钱聘请律师的同时还聘用法官，特别是像马上就要开始的诉讼案（如伊利诉讼案），在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诉讼的双方都必须拥有他们可以完全信赖的法官。"

　　南北战争之后，整个政府一片腐败，而从这个腐败时代走出来的商人，如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约翰·D·洛克菲洛 ① 和J·P·摩根，他们也总是把政府看作要让市场获得有效监管所需解决的问题之一，而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当在市场中遇到问题时，他们总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阻止混乱，而不是寻求通过这个国家中最容易被收买的机构-政府来解决。但后来的自由派历史学家在谈论到"强盗式的资本家"时，几乎全部闭口不谈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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