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案让我们一下子苏醒

    纷纷扬扬的富士康诉记者案，日前有了一个戏剧性的结果，富士康与《第一财经日报》双方发表声明：富士康撤销诉讼，双方互致歉意，以作了结。

　　案子虽了，但启示发人深省。富士康案最为直接的一个启示是：只要有利益动机，资本的力量就必然会试图践踏新闻业的理念。这一诉讼案是中国迄今为止针对记者的最大一起名誉诽谤案件，它引发了人们对新闻记者权利的空前担忧。我们不得不承认，被大众视为无冕之王的新闻媒体，正面临被多重力量挤压而成为弱势群体的可能。
 
     当新闻在试图保卫社会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新闻自身却常常无险可守、退无可退，这就是众多以深度报道为己任的媒体和新闻人的生存现实。

　　而另一方面，作为新闻人，我们还应该看到，在诉讼中报道者沦为弱势，还有来自职业训练不足的深刻原因——《第一财经日报》如此解释“为什么是和解还有歉意”：“以一篇有瑕疵的报道即便大获全胜，也不是真的胜利”。因此，对于富士康案，如果仅仅得到“企业的不轨”这样一个结论，是远远不够的。记者应该如何通过业务行为的合理化，以做到法律意义上的自我保护？这是又一个重大问题。

　　如果说富士康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正面的影响，那就是使得人们第一次如此惊悚地意识到，必须保卫新闻——并且是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保卫。也许，一个强有力的、高清晰的《新闻法》——约束与保护新闻业的法律的诞生，是时候了。

　　我并且以为，在富士康案的整个事件中，以上这些还并不是最有趣的启示。考察富士康在事件中的其他表现，我越来越感到对其定性于“无知”颇有可能。在网络采访中，该公司人力资源部员工称“索赔3000万只是手段，目的是想警告媒体不要乱报道”。似乎，这个在法律上显然缺乏依据的非常举措正是如此感情用事地做出的。接下来，索赔降为1元的理由也如此趣味盎然：因为企业“没想到”会产生这样的社会舆论。再接下来，“富士康撤销对《第一财经日报》的诉讼，双方互致歉意”则像是一场两头怕的游戏的终结。或许，在富士康看来，对记者的威胁，与新闻界的争执，正仿佛是幼儿园里的一场糖果之争。一系列的情绪用事、“没想到”和脑筋急转弯意味着什么？这些是否源自富士康作为公共关系主体的无知？

　　懂得如何面对危机，是一个社会组织的媒介素养的必修课。社会组织通过媒介来获取信息，通过媒介了解社会对组织本身的评价，认识现状和自我形象。在危机面前，企业媒介素养的铁律是：须向媒体提供真实的信息；不得干涉媒介的正常新闻活动；不得拒绝采访甚至以更加恶劣的方式来对待媒体记者。违反了以上准则，不仅无助于化解危机，而且将造成企业形象的进一步恶化。富士康案中，企业方违反了以上几乎所有的准则，终于以和解之名完成了一场自伤累累的“零和博弈”；并且，更可悲的是——此事必将被反复谈起。

　　我以为，任何公众对于类似事件的懵懂，尽皆可以原谅。但是像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对于新闻规律、媒介公共关系和社会舆论机制的无知，就完全不可思议了。我们紧接着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在无数企业年复一年地针对新闻媒体的名誉权诉讼中，有多少是因为媒介素养的欠缺所致？并且，在未来，还会有多少？

　　找到一篇过去的报道，在被问到富士康成长的秘密是什么的时候，其老板郭台铭说：“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设备，一流客户”。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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