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已原则通过中国第一部《反垄断法》(草案),准备经修改后将其提交给全国人大通过，该法最令人关注的是行政垄断，也就是事实上的制度性垄断。
垄断与竞争是一对矛盾共同体，二者看上去水火不容，可以说，凡是市场竞争充分的地方，垄断都无藏身之地。市场垄断与自由竞争、经济民主与政治独占，成为资本世界矛盾交织的热点，它们一进一退，互相指责对方是邪恶的化身。例如19世纪著名经济学家J·M·麦卡洛克表达了普遍的观念，即无论垄断是什么，都是坏的。
只有妨碍竞争的经济控制才是垄断。资本主义脱胎于封建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早期，特权赋予下的垄断权力(特许权)成为商人追逐的对象，因为这意味着不必遭受市场风险就能获得高额利润。但能享受特权的毕竟是少数，由垄断限制了其他商家的进入，在英国伊利莎白一世时代就遭到社会的普遍反对，被认为是特权等级在向正在发育的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渗透。400多年的历史变迁，英国自由竞争模式在美国结出绚丽的果实，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反垄断制度，社会内部能够在消除特权的前提下走向和谐，保障市场在竞争中得到充分发展。
另一个极端是一些后发国家，特别是延承了前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资源的集中配置固然能对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助飞”的作用，但特权保护下的制度性垄断一旦进入市场化阶段，其狰狞面目立即暴露于世人面前。例如利用垄断地位，强化集团和部门的剩余分配权，化公有资源为小集体圈子内的集团甚至个人所有，成为社会腐败的难兄难弟。或者利用其垄断地位，毫无顾忌地提高价格或增加收费。中国目前的状况，就是这个特征的鲜明写照。
欧洲的一些大陆国家，比如法国和意大利。这些国家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制度性垄断程度在英美和后发国家之间。在全球化步伐加快的今天，它们也游离于市场化与自我保护之间。由于过度信赖垄断带来的短期利益，在工会力量强大的现实面前，这些国家在改变国有垄断行业的进程中步履蹒跚。
对于市场自发形成的垄断，如果有一套严密的制度防范，将会在最大程度上保持经济社会的和谐。但制度性垄断的破除，显然要复杂得多。在提倡经济民主和政治文明的今天，反垄断是市场经济生成过程中必然历史逻辑关系的自发结果。中国如果制度瓶颈不解除，反垄断不过是左手反右手的游戏。
在资源高度垄断条件下，经济也可以发展到一个高度，但很难持续，极易发生金融危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风险也在积聚，其速度甚至可能超过经济增长，处理不当就会爆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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