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石头》、疯狂的票房

　　近两周来，电影市场最热门的话题无疑是影片《疯狂的石头》的热映了。在刘德华发起的“亚洲新星导”计划下，300万元的投资，如今已让导演宁浩变成了1000万元的票房，这样的市场反应让整个中国电影界都为之一震。7月13日下午，北京电影学院专就此片取得的成功举办了一次学术研讨会，影迷们也争先就此片在网上展开热烈的讨论。
    对此，记者专访了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制片管理副主任黄一峰老师，以及曾以电视剧《渴望》（主摄像）、电影《迷岸》等作品闻名的第六代导演于晓洋。
“和超女一样，模仿获得了成功”
    记者：看完影片后，您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黄一峰：很精致、很讨巧。影片整体很完整，各个地方都处理得油光水滑，我觉得在同等投资规模的影片中，算是上乘之作。影片是很有诚意与观众沟通的，没有更多个人化的表达，一切都以讲一个好看、有趣的故事为前提。
    于晓洋：作为一个青年导演，能拍出这样一部观众喜爱的商业片，可以说宁浩已经很合格地完成了导演的任务。影片的一些表现手法显然更为时尚化，能符合观众当下的娱乐心态。但从影片本身分析，肯定是模仿了很多好莱坞电影的商业元素。
    记者：对于一部投资300万元的小成本电影来说，在几乎没有做宣传的情况下，您认为影片何以取得如此优秀的票房成绩？
    黄一峰：如果纯粹从美学的层面考察这部电影，它并没有太多可以深度挖掘的地方。影片之所以这么火，首先当然是主创用心做了精彩的剧本，视听的表达也很规范，没有硬伤；但更多的原因我认为是观众观影心态的反弹，对国产大片的心理反弹。
    我国从1994年开始引进美国大片，并在短时间内博得了观众的信任和喜爱，到1997年时，《泰坦尼克号》使美国大片在国内电影市场上达到巅峰，之后再没有一部美国商业大片可以将其超越，并且开始有了下滑的趋势。从2002年开始，已经不是所有的进口大片都卖座了，观众有了更理性、更多元化的选择。
    而恰恰在1997年，进口大片达到巅峰时，冯小刚推出了国产贺岁片的概念；在2002年，张艺谋推出了《英雄》，掀起了国产大片的拍摄风潮。经过几年的发展，观众对国产大片产生了心理反弹，这时出现了《疯狂的石头》这样小巧、精致、有趣的电影，迎合了观众的心理，火是很自然的事情。
    于晓洋：从行业的角度看，我们还是对商业的类型电影重视不够。我们既然希望影片能创造好的票房，那么就要下功夫研究类型片。《疯狂的石头》正是在这上面做足了功课，影片本身并没有什么革命性的创作，但无疑它是成功的。
    类型片的成功已经有了很成熟的商业模式和套路，在这点上从学校教育就应该开始，教授更多的方法，而不是虚空的理论。
    记者：目前对本片争议最多的，要算片子对盖·里奇的《两杆大烟枪》和《偷抢拐骗》的模仿，您怎么看？
    黄一峰：我想如果投资方早知道300万元可以模仿成这样，那肯定会再投300万元了。模仿并不是问题的症结，商业电影大谈类型片，而所谓类型片就是一个模仿和复制的过程。
    另外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影片和“超女”一样，模仿都获得了成功。而如今一窝儿蜂的真人秀节目已经融入了市场的大环境，优胜劣汰。所以对这点不用太担心。
    于晓洋：中国电影如果想更加产业化，就必须扎扎实实地从基础开始。我国在美术上的教育，比如油画，上世纪50年代学油画的人就是在模仿俄罗斯画派。模仿我并不反对，因为现在成功的电影产业化模式还是在西方，我们要学就应该把一整套体制都做深入的研究，然后结合本国现状出台适宜的相应规定。
“电影产业化需要更多电影基金”
    记者：在电影学院针对本片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黄式宪教授对影片给予了较严厉的批评，他认为青年导演应先拍艺术片，再拍商业片；并且认为影片是闹剧而非喜剧。那您对本片的态度是怎样的？
    黄一峰：像宁浩这样的青年导演，也许只有先拍了这种成功的商业电影，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去拍黄教授所说的艺术片。
    于晓洋：作为艺术工作者，天然的使命还是要深刻挖掘人性的东西，每个导演也都怀有对拍摄优秀文艺片的理想。但我觉得如果中国电影真能很成功地走上产业化道路，那再好不过了。作为同行，我觉得应该鼓励和支持。
    电影产业化应该有更多的电影基金，韩国电影近几年崛起也是这样。如果说每年都能有基金奖予几大艺术院校的优秀毕业生，让他们去创作，那将会进入一个产业的良性循环，从真正意义上支持青年导演。
    记者：宁浩算是中国电影人的第七代了，这部影片的成功也同时让人想到了第六代导演，他们的很多优秀影片没有得到公映，而多是在国外获了很多奖；公映的却又不叫座？
    黄一峰：是这样的。第六代导演多趋向于个人主义，缺乏与观众的对话和沟通，但这和他们的成长环境有关系。第六代作品的共同主题首先关乎青春，在没了“文革”心酸的回忆，没了反思历史的使命后，他们选择了谱写“残酷的青春”。
    第七代导演现在还没形成气候，但他们的成长环境显然已经不同。他们更懂得考虑电影的商业价值，也更懂得怎样与观众形成互动。
    于晓洋：很多优秀的电影没公映，多是因为违规参赛，可参赛了就获奖了，这是因为电影的力度够了，没有因为一些规定而对电影做了致命的删改。这中间的关系是矛盾的，第六代导演有很多无奈的地方。
    另外，当下大众对娱乐性是极度渴求的，但这些导演探讨的往往又不是那么轻松的命题，所以从这点来说，丢失了部分观众群。
    记者：近两年来都是两三部国产大片撑起近80％的票房，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于晓洋：这并不是说只有大片才有市场，或者说只有像《疯狂的石头》这样的小成本商业片才能有千万票房。山西电影制片厂拍了个小成本的艺术片，厂长背着胶片和发行人员到各地去卖他们的影片，虽然很辛苦，但票房也过千万。这说明我们对电影院线的开发和扶持力度太有限了。
    另外，我在想一些金融机构是否可以介入，成立一个专门的电影基金会。韩国电影现在就有很多这样的基金会支持，他们设立专业的学术评审单位，像国家的科学基金评审一样，导演报的剧本通过评审后，可以向银行贷款拍片。这种制度我们也可以效仿，这样给了导演很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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