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中，冉敬芳多次强调，等小儿子满了16周岁，就将“家庭协议”拿去公证。她说，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一个女人，只有小学文化，又只有一只脚，做到今天这一步，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达到的。现在好多学生，在学校吃好的，穿名牌，好逸恶劳，我很看不惯。签定这样的家庭协议，我就是要培养子女自食其力的能力。我一只脚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他们好脚好手的，为什么不能？我的目的，是让我的娃娃们不能丢了我那种生活的精神！”
根据“家庭协议”，“子女就业，家长可以给予一些建议、指导等，但不给予任何经济上的支持”，记者和冉敬芳有这样一段对话：
“如果孩子们将来做生意，要向你贷款，你贷给他们吗？”
“我不会贷给他们。”
“为什么呢？”
“有几个好处，要增加他的思想压力，因为我贷了这么多款，我要还，是银行的，要是不还要追究法律责任。如果孩子跟我借了钱，我贷给他，他可以不还，儿女用父母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应该用的。压力就不那么大？”
协议签定以后，冉敬芳为了培养孩子的计划性，使他们学会量财而用，通过考察核算，把女儿张兰英和蒋丽的生活费从每月500元降到了300元，这包括她们在学校的伙食费和零用钱，还有每月回家的车钱。这个标准比普通家庭的同学还低，而班里花销厉害的同学每月大约要800元。
2004年，冉敬芳的大女儿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开学的时候，她一起去了北京，除了送女儿以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实地考察女儿的花销，好制定标准。几天校内外考察后，她给大女儿制定的标准是每月500元的生活费。这500元是这样分配的，每天10元的伙食费，一个月就是300元左右，100元的电话费及购买一些日常用品，另100元可以买书或者请朋友消费。
对自己财产以后怎么处理，冉敬芳说，将用来回馈社会，资助残疾人事业。她说，自己是残疾人，一只脚上山割过牛草，插过秧，干过所有的农活，20年来一只脚起早贪黑地做生意，备尝了残疾人的艰辛。她准备将更多的关爱，投向残疾人事业，计划今年在自己的几个公司内，将残疾员工的比例扩大到40%，“尽量给他们一个能吃上饭的机会。”
委屈儿女：最终接受母亲的做法
冉敬芳自己有3个孩子，离婚再婚时丈夫又带来了2个孩子。身家数千万元的她，却要求子女签定“不继承”的家庭协议，子女们怎样看？能够理解吗？记者采访了她的几个孩子。
大女儿张敏今年21岁，去年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文静、内向的她告诉记者，当时家里商量这件事时，自己也没有当真，后来连续讨论了几次，自己才当真。在四川某武警部队当兵的儿子蒋军说：“当时我觉得是开玩笑的吧。”二女儿张兰英当时“难以置信”，小女儿蒋丽“有点想不到”。
等他们冷静下来，明白妈妈不是“开玩笑”的以后，5个孩子就拒绝签字。反应最强烈的是冉敬芳的三个亲生孩子——张敏、张兰英和张远洋。20岁的大女儿张敏对签协议最感委屈：“妈妈做生意时我跟着她吃了许多苦，4岁时我就帮着妈妈淘米、洗菜、洗衣服。14岁时，重庆暴雨，妈妈的牛皮被水泡烂，家里赔得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我拿出平时存下的零花钱去买米、买菜，记得当时妈妈动情地说以后一定要让我们3个过上好日子。没想到……”而15岁的小儿子张远洋从小觉得反正妈妈有钱，可以花高价读好学校，干想干的工作。没想到妈妈设了个财产不继承协议，把他的美梦完全击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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