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晚，在上海繁华的新天地，四名澳大利亚人满脸倦容地走出了一座透明玻璃屋。从6月20日至此，这个名为“大开眼界”的行为艺术表演组合，已经连续在里面“表演”了12天。所谓表演，就是将他们所有的生活、娱乐场景毫不掩盖地暴露在路人面前。虽然这样的“表演”在国外风行已久，乃至司空见惯，但对于国内民众而言依然可以说是“大开眼界”。种种新奇，种种争议，小小“行为”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玻璃屋中“大开眼界”
透过玻璃，观众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大开眼界”组合的“表演”。虽然四周都是围观的群众，“大开眼界”的成员安德鲁和戴维依旧在架子床边悠闲地交谈着，成员尼克则旁若无人地一边跳舞一边擦拭着玻璃。在12天的时间里，这四位澳大利亚人学做了拉面与小笼包。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还将自己的架子床推到玻璃旁边，摆出各种姿势。
在表演的“我行我素”环节，安德鲁通过肢体动作、口型和纸板同屋外的观众交流，并摆出各种怪异的表情与来往的游客合影。安德鲁告诉记者：“亚洲人总是很喜欢用相机来和我们交流，对我们也很尊重。”活动的发起人尼尔介绍道，“大开眼界”组合带来的是一种新的形式和观念，是介于街头艺术和表演艺术之间的“街道戏院”。
那么，对于这种将个人私密生活置于众目睽睽之下的形式，公众又是如何看待的呢？在浦东工作的樊小姐说：“他们其实满足了大家一点点的窥私欲望和好奇心”。家住表演地附近的郑阿姨则认为：“他们挺有意思的，很逼真，而且屋里还能找到上海的老物品，用心地融入了很多我们上海的本地文化”。加拿大游客Lisa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加拿大虽然也有行为艺术，但是总是特别有冲击性，有时候还有些暴力，相比之下澳大利亚人的表演更温和。”
在玻璃屋外的留言板上，记者看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这有什么意思？真是无聊至极，难道几个人吃饭睡觉也有什么好看的吗？”“他们在里面一定会郁闷死的，没有自由还有什么意义啊？”
行为艺术渐成都市风景 其实，在国内一些大城市，行为艺术已渐成风景。去年，北京的青年艺术家也夫就在北京建国门外一个离地10米、面积为四平方米的“鸟巢”内生活了31天；随后，他又“转战”到另一个离地60米高的大烟囱顶部，继续他的“行为”生活。
在深圳的一次艺术展上，行为艺术家将10吨的苹果倾入水池，试图演绎“生命从新鲜到腐烂的过程”。更有甚者，通过牺牲动物生命来表达他们的意图。有媒体就曾报道，一名行为艺术家将一头猪的内脏整个掏空，然后在猪的肚子里装上马达，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骑行，一时间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行为艺术进入中国以来，不管是温和的，还是激烈的，它始终是人们争论的焦点。这种融合了装置艺术和表演艺术，且极具实验精神的前卫艺术形式受到了主流文化的排斥。特别是近年来，部分创作者以自虐等极端行为作为表达行为艺术的主要方式，表现得过于病态与极端，挑战了人类的道德底线，以致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行为一出奇，马上就艺术”。事实上，以这种非理性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让公众无法理解的东西是很难引起公众共鸣的，也很难称得上是艺术。
商业渗入导致行为“变味”？ 在“大开眼界”四人组演出的玻璃屋外张贴着一张本次活动的赞助商名单。透过这份名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拉面和小笼包表演是由某酒家赞助的，意大利甜品烹调示范是由某意大利餐厅赞助的，就连瑜伽课程也是由某瑜伽馆特派老师在屋外教授的。此前，艺术家也夫的“鸟巢”生活，也是由商家提供的全部经费。
但凡提到行为艺术，我们似乎就无法忽略其背后的商业赞助。以至于有时候我们很难分清这到底是艺术行为还是商业行为。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胡申生认为，这些行为的本质就是商业行为，背后都有一定的商业目的。“他们就是木偶，牵着他们绳子的就是商业利益，他们其实只是商业目的下的一种宣传品而已，与艺术无关。”
而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于海教授则表达了另外一种意见：“商业性是全球正当的大众趣味，是人性的需要。问题的实质是，最为大众接受的才是最有商业性的，具有商业性的才更能让大众掏钱，从长远看，艺术不介入商业是很难走得远的。”
于海认为，行为艺术在国外发展较快，这是一个过程，是需要土壤的。“行为艺术在中国的发展时间还很短，我们需要给它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在这样一个英雄和平民各得其所的时代，我们所做的就是等待它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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