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血汗工厂”的丧钟为谁而鸣？

    “苹果iPod中国‘血汗’制造厂，女工日工作15小时月薪仅400元”。对于媒体报道的深圳一些为苹果公司产品iPod代工生产的厂家存在压榨女工的情况，苹果中国公司昨天采取了“无可奉告”的态度。（6月16日《京华时报》）在富士康深圳基地，23岁的陈峰(化名)正在琢磨，怎样逃离这家他刚工作不到一年的全球500强企业。这段时间，他亲眼看到三个年轻女工因为经常加班，晕倒在了生产线上。（6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

　　劳工的不堪遭遇，一次又一次疼痛我们的眼睛。但是，尽管外资企业的无良更能触动我们的义愤，但我要说“血汗工厂”的定义是相似的，受辱的群体是一致的，无论是“女工日工作15小时月薪仅400元”，还是“一般操作工都必须连续12个小时站立着干活”，这类虐工现象绝非外资企业的专利。不必探究谁比谁更无良，也不必探求谁比谁受伤，唯一的真问题是“血汗工厂”为何存续不绝？

　　若干年后，当史家纪录历史时，他一定回避不了“血汗工厂”这四个字，他也无法忽略“虐工”这个字眼。诚然，一个国家的跳跃式发展需要付出更为艰辛的代价，尤其对我们这个后发国家来说。但是当千千万万的劳工以超出极限的方式疲于奔命，这不止是透支自己的健康，也是在预支国家的未来。“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工”的称号，不是美誉，而是讽刺，个中酸辛，饮者自知。

　　某些地方官员的复杂心态纤毫毕现，吸引外资既可加冕政绩又可助推地方经济。仰外资之鼻息的地方官员，对虐工的外资企业自然投鼠忌器。经济发展的目的本是改善民生，经济越发展劳工的成本应越高，如学者袁剑所说，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然而，“女工日工作15小时月薪仅400元”显然是背道而驰，这既是对人的价值的漠视、对劳动法规的藐视，也是对官员施政思路的拷问。

　　《广东区域综合竞争力报告》的执笔人丁力曾警告：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几乎已走到尽头，必须警惕广东经济的“拉美化”倾向。丁所指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是集粗放型增长与外源型主导于一身。而所谓“拉美化”，实质就是以牺牲本国经济为代价，来实现阶段性而非长久性的快速发展。（《凤凰周刊》2006年第4期）认识到问题的症结容易，修复错位的增长模式则很难。

　　因为问题的关键是，一线工人除了“引颈受戮”是否还有更好的选择？他们放弃这微薄的收入能觅寻到宽裕的岗位吗？经济学家约翰穆勒说，在我们这个社会，干着最重最肮脏的活的人所得最少。席天铁幕笼罩下，这似乎是难以摆脱的宿命。如果说房奴是被房价挟持，那么这个群体就是被生存挟持，他们最值钱的资本就是廉价的体力，除了兜售体力又能何为？他们可以选择雇主，却无法选择充当廉价劳动力的命运。

　　可以说，惨淡地生存就是这个时代的征候，在这个洪流裹挟之下几乎无人概莫能外。无论是“空中飞人”的金领还是貌似优雅的白领，无论是牛羊一样的蓝领还是专事稼穑的农民，顽强地劳作是生存下去的唯一本能。但是，诸如上厕所都规定时间，非自愿捐献骨髓，连辞职都须排队等等变态的规定，使我们相信人已经被物化，连仅有的尊严也被剥夺殆尽，他们不是把人视为会思考的芦苇，而是能带来利润的机器。

　　“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下班比小姐晚，装得比孙子乖，看上去比谁都好，五年后比谁都老。” 这不是一个阶层的呼声，这是一个时代的写照。我不知道这样的畸形面貌何时改观？数据显示，2004年1月～7月，广东省劳动部门处理过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达540宗，涉及人数5.73万人，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5.4%和17.7%。谁也不愿看到劳工和资方博弈的途径采取这种不得已的方式，问题是还有更好的途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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