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仕强：中国式管理的时代性

    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开启了西方近代哲学,以理性为知识的中心,又以理性知识作为解释一切的基础。提出“清楚而明了”的标准，主张凡是清楚而明白看见的,才是真的;凡是真的，就应该实际存在。这种理性主义的观念,对宗教信仰产生若干怀疑。认为至美至善的上帝，应该创造一个完美的宇宙。既然宇宙是完善的，宗教所信的足迹，便是多余的。圣经上所写的预言和启示，几乎都是不合乎“清楚而明了”标准的足迹,当然要加以怀疑。我们心中有很多不同的观念，这些观念都是由我们的知识而产生的。但是上帝的观念,并不能由我们的知识而来。因为上帝的观念,是绝对而无限的。我们的知识,不过是偶然而有限的。

    英国的洛克和休谟继起提出经验主义，主张以经验为重，反对神秘主义，不承认超乎自性界的足迹和启示，所以不接受圣经的可信性。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欧洲思想所造成的影响，兴起了浪漫主义。创始人是法国的卢梭,和我国的老子十分相似，主张返朴,回归自然的生活。诸多社会的不平等,由“社会契约”所造成。而人类的痛苦,也是复杂文明带来的恶果。十八世纪的德国和英美等国,有很多浪漫主义的宗教家,以德国的雪莱玛克(F.Schleiermacher)为代表，认为宗教信仰是各人的内心对于神的感觉。既不必有外在的权威,也不能有教义的条文。在浪漫主义盛行的浪潮下，西方人产生了“科学万能”的观念。十九世纪科学突飞猛进,因而造成了机械主义。

    机械主义相信科技，追求实际利益。认为科学与宗教不能并存，因为宗教信仰不符合科学的要求。到了十九世纪末叶，科学家才体会所谓的科学定律，不过是相对确定的假设，随时可以被新的发现所否定。但是现代化管理，却是科学管理的延伸，以计量为主，力求数量化和科学化。偏重于实际利益，却不重视道德的维护与提升。管理者为了追求利益，往往有雄心而没有良心，十分无奈。

    中华文化，自尧舜开创道统，便重视伦常道德。周公制礼，对人伦的分位尊卑、职业差等，给予一定的道德意义。我们的文化，具有人文的、伦理的精神。和西方文化所强调物质的、科学的精神，互相辉映，也互辅互补。

    我们的思想，虽然百家争鸣，却地无分南北，时不论古今，共同以“道”为依据，具有一贯的统一性，所以称为“道统”，和其他民族重视“传统”，有相当程度的不同。“道”在中华民族的心中，可以说永远存在。

    （二）房屋不变的道理。世间的道理，有可变的，也有不变的。生活的方式可变，而生活的法则，最好不要变。不可变的道，我们称为“经”。做人做事，都应该持“经”达“变”，有原则地应变，才能合乎“道”的要求。现代化管理，极力主张“权变”，往往为变而变，流于乱变。不重视常道，效果未必良好。

    （三）合乎自然的道理。我们自古就以“人为万物之灵”自居，具有灵性。认为人有天生的“良心”，称为“天良”。孔门弟子曾参作“大学”一书，把“诚意”、“正心”、“明德”做为“明明德”的基础，明德便是先天带来的良知。孟子进一步细分为仁（恻隐之心）、义（羞恶之心）、礼（辞让之心）、智（是非之心），把这些当做万物之灵的条件。失去良知的人，近于禽兽。无同情心（恻隐之心）则冷酷寡情，无羞耻心即无自反自新的动力，无辞让心很容易贪婪自私，无是非心便不辩真伪善恶，而流于愚昧。仁智代表道德意志，礼义代表道德能力，两者缺一，即不合乎自然的道理，便不是健全的人。

    西方文化以科学、法律为主，中华文化则以道德、艺术为生。双方的管理，当然在理念和行为上，都有所不同。西方的现代化管理，经过不断的研究发展，在“术”的层次，已经发挥得相当良好,而在“道”的层次，却不断地创新，便是有所欠缺的表现。晚近的新见解，太多明白表示，得自中国智慧的启示。可见二十一世纪的管理，必须结合中华大道的管理智慧和西方的科技方法，才能够切合实际的需求，由“唯利是图”走向“义利并重”，兼顾科学与道德，对于亟待学习科技的中国，以及由于宗教信仰衰退而有等重振道德的西方社会，都是有益的道路。

    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影响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决定企业的成功与否，实际上掌握在一个关键性的资源，那就是智慧资本。往昔计算企业总资产的时候，大多以有形的、看得见的资产，也就是财富酱来估量。现代的计算方法，则重视无形的、看不见的资产，我们称之为智慧。

    知识和智慧，到底有什么不同？首先，我们知道知识不能够遗传，必须依靠后天的努力学习，别无他途。但是，智慧大多来自先天的遗传。许多人知识不断地增加，却始终难以有效地活用，便是智慧不高，所产生的障碍。

    有智慧的人，知识愈多愈好，可以合理地应用在管理上，成为卓越的管理者。智慧不高的人，知识愈多愈不好，徒然成为两足书橱，根本无法妥善地运用。

    管理有如传播，是无孔不入的。对于社会的和谐，人们的道德，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实在不容忽视。

    和谐社会所需要的管理，必须格外重视道德。管理者的道德修养，已经成为最大的无形资产。我们长期仔细观察，发现做大、做强、做久，而又做得有价值的事业莫不是凭藉管理者的道德意志和道德能力，有以致之。

    现代化管理，由于内外环境的快速变化，逐渐由以事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本。制度是必须的，然后制度化的管理很难发挥合理的应变力,不容易适时调整,以适应各种接踵而来的变化。人不可靠,必须加强品德修养,以提升其信任度。所以道德的要求,日趋重要。

    既然宇宙变动不居，我们也看出一切都在变动，事物都是“遭遇”，而遭遇不可能机械化，制度也就不应该僵化，科学并非万能，机械主义不能说明宇宙和生命的奥妙。现代化管理者，最好体会生命的活力，必须结合空间和时间于一体，延续而不可分割。管理是人的行为，必须重视人的生命，具有整体性，只能直观而无法加以推论。人的知识，必须和道德合一。我们的管理，才能够合乎人性。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中华文化的道德精神，应该受到重视，必须获得发扬，以增进知识的价值，提升人性的光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举世刮目相看。相信中国式管理的道德意志和能力，必将不断增强。促使全世界的管理，要重视知识的同时，也能够提升道德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