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一路坎坷，势必疾恶如仇

　　采访时间：4月16日

　　地点：天桥乐茶楼德云社专场后台　

　　2005年末，

    成名后的郭德纲活动范围不在仅限于相声领域，这是他主持张艺谋导演的新片《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第三次发布会。

本报推出的《相声门》一书的书封。

经历了一系列的大起大落，如今的郭德纲依然还在剧场演出他的相声。

　　■序之摘抄

　　“我是一个普通的相声演员，并不比别人高多少，也不比别人强什么，无非是爱相声，把相声当作我的生命，当一件正事去做，所以才能在北京的小剧场里坚持十年。

　　“从1996年开始在茶馆，到中和戏院，到广德楼，一直辗转到天桥乐，一转眼就是十个年头。到天桥乐是2004年，也是在这一年，我们在北京做剧场相声有了一次转机。演员越来越多，观众培养得也越来越多；相声说得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非也越来越多。

　　“一直到2005年底，大批的记者涌入，炒作两个字落到了我的头上。更多的人知道了天桥，知道了郭德纲，知道了德云社，知道了相声还在以这种方式活着，这可能对相声是个好事，但对我个人来说，我并不愿意如此，我很怀念那十年清贫的生活，没有过多的人愿意理睬我们，只有那些真正爱相声的人来。

　　……

　　“夸我的也不是那么准确，夸我是相声的‘救世主’，相声大师，相声艺术家，我拯救相声，这些我都解释了：我做不到。骂我的骂得比捧的还离谱，说我是败类，一个要毁灭相声的人，祖师爷地下有知也会气得如何如何，我将带领相声走向死亡，这些我也知道是不实之词，因为我们这行不像别的行业，别的行业或多或少有虚假的团结，惟独相声界是血淋淋、赤裸裸、明晃晃的仇恨。

　　“为什么我这么轻蔑他们呢？因为我太了解他们了，很多人在我心中不齿于人类。而且这些人没有为相声做什么。

　　我在北京干了这么多年，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人帮我一把、扶我一把，所以我就没有必要给他们面子，我师父侯耀文说过：“郭德纲是一路坎坷走过来的，他势必要疾恶如仇’。

　　“总而言之，到今天为止，社会把我推到这个位置上，我也别无所求，不希望大红大紫，荣华富贵，这些对我没有必要，我就希望能有一个更好的空间，能够让我把相声弄好，有点时间，培养更多的学生。我知道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挽救相声，但是我会尽一己之力，这样我对得起相声，对得起观众，更对得起我自己就很好了。

　　“谢谢全社会对我的关心！”

　　（以上是郭德纲为本报《相声门》一书撰写的序言的摘抄）

　　成名 成不成名是外人的事，我关上门要过日子

　　新京报：一直以来你都说自己只是个相声演员，不是明星，但毕竟你现在的名气、声望和原来不一样了，如果说你心态没有变化，我真的很难相信，我想知道你真实的想法。

　　郭德纲：对我来讲，我不喜欢成名，成名不成名是外人的事，我还是我，我关上门要过日子。我喜欢出去买菜逛街，现在我一出去，一帮人围上，坐街边吃碗面，后面站十个人看着你，我怎么张嘴。你再累，走到街上，谁喊你，你都得说“您好”，我要不是现在这个身份，我可以不认识你，但现在，我不可以，我再累，来个人要求照相，我都得站着和人乐。

　　新京报：成名也是有好处的啊！比如收入……

　　郭德纲：这些对我来说没什么好的。当然成名自然有好处，至少想害我的人要考虑一下郭德纲的影响了，不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了，很低级、幼稚的想法他们不能做了。但我真的不希望大红大紫，荣华富贵，这些对我没有必要，我就希望能有一个更好的空间，能够让我把相声弄好。

　　新京报：前段时间关于你的负面新闻很多，当时采访你，为什么选择回避呢？

　　郭德纲：前段时间，有记者见到我便问，“我们捧红了你，为什么你不接受采访了”。其实，你们发现我如今不太爱说话，并不是我谨慎了懦弱了，是我还带着德云社很多人呢。我要为大家着想，但我的脾气没改，我还是那样，还是那么横，当然不是惹祸穷横，而是就事说事。

　　相声 它的没落三分之二源于勾心斗角、尔虞我诈

　　新京报：你曾说过，除了相声圈，大家都挺欢迎你。现在看来，主流相声界对你的态度如何。

　　郭德纲：北京相声界最近没有人明着骂我了，而是关着门骂。天津相声界比较仇恨我，我想给天津曲艺界捐钱，没人要。给天津曲校十万块钱，他们不要，并且没有任何理由。

　　当时，天津老市长给我写了个“德艺双馨”的奖状，我哈哈大笑，你们都说我缺艺德，市政府却说我德艺双馨。其实原来我就不和相声界接触来往，现在离他们更远。

　　新京报：近段时间，你师父侯耀文不是在力推你吗？

　　郭德纲：他一己之力拦不住啊。我是自己不愿意和他们来往，由天津到北京，所有人都在台上问你会多少段？我会二十段不行，即使会二十段也要说会一千段，在天津也是如此，在黄鹤楼唱京剧，有人问你会多少谱，我说会一千多谱，他们说这里哪有一千多谱，我只听说相声会六百多谱。感觉这样没意思，所以，现在我就只想把相声说好其他我都不想掺和。

　　新京报：但是你这样和相声界格格不入，对于相声的发展应该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郭德纲：这不是一个长久的事情，再过一段时间，或许一两年，或许更长时间，我想会回旋过来的，因为当初无论是小蘑菇还是侯宝林先生都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侯宝林先生刚出来的时候，被骂得不行。当你的敌人发现你不容易被弄动的时候，他就会用另一种方法和你合作，马季、姜昆哪一个出来不是被骂得很厉害？我希望相声界团结，但是相声界团结不了，它不像京剧，打鼓的知道自己唱不了青衣，花脸的知道自己拉不了京胡，四个龙套缺一个唱不了一出戏，他们可能内心不合，但是为了舞台上演出，他们有种虚假的融合，相声界不行，独特的表现形式决定了这行人的与生惧来的自私本性，一个人也能干，两个人也能干，所以，他不希望别人从自己这里分一杯羹。

　　新京报：那么你觉得主流相声界排斥你也好，或者你和相声界格格不入也好，最根本的原因在哪里？

　　郭德纲：我曾经和一个房地产老板在一起聊天，他的话让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同行之间，凡事一旦上升到‘嫉妒’二字，就决不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敌我矛盾，你必须要死。虽然说把你拉下来我也上不去，但是我的心里会舒服一些，这一点应用在相声演员身上，再贴切不过了。

　　我们这一行在旧社会来说还是很团结的，全国的相声演员像一家人，走到山西，我一报我是谁的徒弟，如何如何，当地人都会像亲子侄一样或朋友一样接待、关心、照顾你，一分钱不带，只要走到当地有说相声的，我就可以活下去，当年这是个非常团结令人羡慕的行业。但是自从名利二字出现，导致相声界分崩瓦解。人们向往的都是“名利”二字，那么你要上去势必对我来说会造成一个威胁，所以，我必须要害人，这是后来我们这行人，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虽然说没有人敢承认，但我知道这是真的。

　　新京报：和竞争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

　　郭德纲：全国说相声的专业艺人在册的无非四百余人，为什么不能壮大，这个行业导致它现在的没落，其中三分之二是因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歌星演出都是你找我我要十万，你嫌贵找其他歌星我就告诉你，他要三十万，比我还贵，人抬人高，相声界不是如此，你找他五百，我就告诉你，不用找他，找我三百就干，是这种很卑微很下贱的心态，他不惜毁掉自己的行业，而使自己舒服，哪怕这种舒服不会给他带来任何既得的利益，他也愿意去做，相声界的没落和这个有关系。与此同时，大批的相声演员不努力不用功，好多青年演员的想法就是多认识几个导演，多上几场晚会，大家心里都明白，但是没人敢说出来。我很痛心，我太爱这门艺术了，我太恨这行人了，这行人不分年长年少，只要一沾到这方面都会原形毕露。

　　新京报：你这么说是不是过于严重了？

　　郭德纲：为什么我对相声界这么轻蔑？其一是我父亲在警察行业干了一生，他也亲自提审过很多相声名家。我太了解他们了，很多人在我心中不齿于人类。而且这些人没有为相声做什么。其二，我在北京干了这么多年，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人帮我一把、扶我一把，所以我就没有必要给他们面子，我师父侯耀文说过：“郭德纲是一路坎坷走过来的，他势必要疾恶如仇”。

　　官司 汪洋的段子还要说，只是不提名字了

　　新京报：最近虽然关于你官司的新闻已经稍微平息，但你的曝光率仍然很高，比如你将和师父侯耀文一起演出，比如你正式进入铁道文工团、比如成为百度的国学顾问等等，首先我想问的是，当初你拜侯耀文为师也是希望能像今天一样有更好的发展吗？

　　郭德纲：我拜侯耀文为师的时候是2004年，当时已经对相声万念俱灰了。同一年，我们德云社已初具规模，网上到处都流传我们的相声，观众都知道，座位也已经卖满了。我拜侯耀文为师是为什么呢？比如杨志刚说：“郭德纲到北京找李金斗扑通就跪下了”，按现在来说，我都可以去告他，这是诽谤，李金斗还活着，我们可以对质，你如何知道我当时给他跪下了，是他编的。难道说，我找侯耀文说“我要在北京立足才拜你”吗？

　　我当时已经立足了，我只是在相声界没有师父。干这行最起码要师出有名吧，这样我的徒弟们以后问我，“我师爷是谁”，我就能说出一个人来。侯先生的相声，我认为他有他的特点，而且他是侯门正统，又是赵佩茹的徒弟，我拜他有什么不对吗？我拜他之后获得了什么好处？我还是一直说相声，无非到今年铁路文工团才有两个名额，我才进入。人是世上最坏的一种动物，所以，我看他们都觉得可笑。

　　新京报：你前面说相声界有那么多问题在你身上就没有吗？尤其是在你成名之后。再比如说，你说的相声就没有缺点吗，既然如此，为什么前段时间相声界抵制“三俗”的同时，正好你和汪洋的官司也被报出来？

　　郭德纲：我不知道，我可能多多少少会沾有这些东西，但是我这人不下流，有什么事我会喊出来，当着众多观众的面我也敢说，而不是当面称赞完了转身就又骂他，和谁我都敢当面对质。对于相声界的“三俗”问题，每个相声演员都存在。十几年了，大家为什么不想想，为什么那么多观众支持我们，如果我们庸俗、低俗、媚俗，观众就不来了，正因为我们抵制“三俗”做得好，观众才支持我们，我认为前些日子曲协的那个抵制“三俗”倡议大会，是表彰我们的。

　　新京报：那你对说汪洋的那个段子如何解释？还有对于两个官司你也有何打算呢？

　　郭德纲：汪洋这事很快就结束了，无论怎么样不就那些事吗，说清楚就完了，真的不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为什么要麻烦法院呢。杨志刚先生的事我还没有接到传票，锣鼓喧天的时候我不想干这些事，在中国，父子打起来，都说父亲对，老师学生闹起来，都说老师对。但还是那句话；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义子奔他乡。说汪洋的段子还会说，如果你要说那就是“俗”，那么好吧，这样的“俗”段子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列举许多，所以段子我还会说，只是不提他的名字罢了，我们可以说是李菁、是何云伟（德云社成员），换个人呗。（笑）

　　新京报：如今你们的社会活动这么多，还有心思搞创作吗，你怎么顾得过来？

　　郭德纲：虽然现在有很多事情，但我当然知道孰轻孰重，德云社的演出我一直会演，我和于谦马上也要有两个新作品推出了。

　　新京报：我们做过一期名叫“相声门”的专题，如今关于你的报道我们即将集结出版。那你如何看待媒体关注和自己成名后的变化？

　　郭德纲：媒体对我或者对相声的报道我都会去看，你们的“相声门”专题我也看了，做得很好。虽然我感谢你们对我和相声的关心，但总而言之，我就是个普通的相声演员。我被推到如今这个位置，真的并非所愿，也不是自我炒作，我到现在都可以这么说，没有一家媒体是我自己请来的。我就希望能给我一个更好的空间，让我把相声弄好，多培养更多的学生。我知道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挽救相声，但是我会尽一己之力，这样我对得起相声，对得起观众，更对得起我自己就很好了。

　　■记者手记

　　三月份，郭德纲宣布闭关两个月，我们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少了。而此前，也就是春节期间，我们也仅仅用短信联系。之后的几次发布会，我和他的经纪人王海约定，等到5月份的时候，我要做郭德纲的专访，而且是头一家，王海说回头再说吧，便没了下文。再之后，更多的发布会上见到郭德纲，越来越发现他的脱口秀很是厉害，也很会在记者提问间周旋，当关于他的负面报道如雪花般飘散，我迷惑了，这是我认识的郭德纲吗？

　　5月闭关的槛没过，没想到我却意外约到了他的采访，其实也不能算约，只能算是一次突然袭击。本来是为我们出书写序的事去找他，顺道对他提出了专访的要求，他也没犹豫，欣然答应。虽然只有半个小时，但也就是这次采访，却是我对郭德纲的多次采访中最难忘的一次。

　　说实话，采访前我真的有些紧张了，倒不是因为要见他，而是因为他近来在媒体上的表现，让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能坦诚。但是，当我们只有两个人面对面相对而坐之时，我发现原先的想法错了，对面的这个人竟然还是和5个月前那个“非著名相声演员”一样。而且和几个月来的群访更为不同的是，这次专访，郭德纲的态度明显认真起来，看着他的眼睛，我突然发现原来这半小时的采访不仅我很重视，他似乎也很珍惜。

　　郭德纲当天还在为德云社演出，也因为此，我的采访只能压缩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时间虽短，他却依然语出惊人，只是话里总带着酸楚，让我总想着“相声门”专题中，我们的开篇语：“一个相声还魂者和他的血泪史。”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