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纺织女工到院士

在会议上，陈赛娟仔细聆听。

江南女子的婉约与科学家的大气在她身上融为一体。

与同事们在一起的陈赛娟。

陈赛娟与丈夫和孩子在一起。

一家三口乐融融。

    谁能想到，如今的美丽女院士，曾经是一个普通的纺织工人。陈赛娟的传奇经历验证了一句经典的公益广告词：知识改变命运。

    ——引子

    掌声为所有的优秀女性而响起。3月，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典礼，向10位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岗位的女性授予本年度“全国十大杰出女性”的称号。

    领奖台上，陈赛娟依然从容淡定。几十年来实验室的默默耕耘者，此刻成为聚光灯下的主角。她向世人证明，科学并非男性的阵地，“我们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光环的背后，陈赛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我首先是科学家，然后才是女性。”但作为母亲与妻子，她同样富于温情；对美丽和激情，她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感受。

    陈赛娟是那种典型的江南女子：合体的装束、浅浅的笑意、轻柔的语气。她的个子很娇小，常常淹没在人群中。

    有时候望着她那窄窄的肩膀，会担心她是否能承担起这么多的职责：她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是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的执行所长，是10多位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导师，同时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科学家的妻子，一个21岁少年的母亲。

    一天24小时内，她需要不停地变换她的角色，而每一种角色，都在要求她做到完美。

    不过，仔细看陈赛娟，会发现她有一双发亮的眼睛，闪着聪慧和坚定的光芒。或许，正是这点小小的光芒，引燃了她今日的辉煌。

    嘈杂的纺织机器旁，党委书记在她身边大声说：厂里有一个上大学的名额，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推荐你去。

    角色要强的纺织女工

    1968年，17岁的陈赛娟被分配到上海第五丝织厂，在嘈杂的机器声中，在三班倒的辛苦工作中，懵懵懂懂地度过自己的青春。只是心底，陈赛娟依然有梦。工厂离家很远，她每天总是步行45分钟到厂里。其间要路过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望着那高高的围墙，小姑娘羡慕地想：什么时候要是我能进去学习就好了。

    梦想终有成真的那一天。那是1972年，陈赛娟正在机器旁工作，在嘈杂的声浪中，党委书记在她身边大声说：厂里有一个上大学的名额，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推荐你去。

    陈赛娟的心简直要跳出胸膛！选择有2个，在上海第二医学院和上海外国语学院之间，陈赛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因为她希望能为千家万户的病人解除痛苦。3年后，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上海瑞金医院的一名内科医生。

    1978年，全国恢复招考研究生，陈赛娟再次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师从于著名血液病专家王振义教授。当年，王教授只招两个研究生，她考了第二名，第一名便是陈竺。这段同窗之谊最后成就了一段美满婚姻。

    巴黎大学城小小一间15平方米的公寓，是餐厅、厨房、卧室，当然也是书房——因为地上、桌上、床上，到处散着打开或未打开的书籍和资料。

    角色清贫的留学生

    直到今日，陈赛娟依然认为自己幸运。当年的上海第五丝织厂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两幢高楼；原先的同事下岗的下岗、退休的退休，碰到陈赛娟总是说，你是我们大家的骄傲！所以陈赛娟一直心怀感激，同时告诉自己：必须用更多的努力来回报这份幸运。

    1986年，陈赛娟到法国攻读博士。两个清贫的留学生，挤在巴黎大学城小小一间15平方米的公寓里——它是餐厅、厨房、卧室，当然也是书房，因为地上、桌上、床上，到处都是打开或未打开的书籍和资料。一天三餐基本上就在医院的食堂解决，只有周末才到超市采购一番，改善伙食。

    生活上，陈赛娟很简单，但在科研上，她总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细胞遗传学的导师为她选了个“高深”课题，做了整整6个月，未见一丝曙光。1987年圣诞节，法国的同事们都回家过节去了。万家欢乐的时刻，她与陈竺依然来到实验室。雪上加霜，实验室一台制冷能达零下85度的冰箱坏了！于是叫人抢修，把一批批试剂快速转移出去。“一阵狼狈不堪的忙乱后，我们俩莫名其妙地争吵起来。”陈赛娟用手理理头发，笑了：“那真是一段焦虑的日子！”

    好在之后的两年内，科研出现重大转折，灵感的火花处处迸射。陈赛娟发表了6篇论文，在白血病分子学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她的法国导师对人说：“我不能直接称她是居里夫人，但她是一个非常有韧性的女性。”

    博士毕业，陈赛娟决定回到上海，回到血液所。法国导师诚恳地挽留：别走了，你们会有非常灿烂的前程。法国同事则直言不讳：回国，你们将一无所有！

    可陈赛娟说：一无所有也要回去。原因很简单：科学无国界，科学家却有祖国。她告诉记者：“你知道吗？我在博士论文的首页上写的第一句话就是——谨以此献给我的祖国！”

    一个3岁的白血病小患者，因为化疗而脱光了头发。他似懂非懂地说：“阿姨，昨天电视里有小朋友得白血病死了。”陈赛娟心里一阵哽咽，无言以对。

    角色温情的血液所所长

    为什么会选择血液学？陈赛娟缓缓地说：“你知道一名内科临床医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吗？当白血病病人用恳求的目光望着自己，他们差不多都是可爱的孩子和身强力壮的青年。但作为医生却无能为力，那种内疚感非常非常沉重。”

    熟悉陈赛娟的人说，她是一个坚强的女性，条件最艰苦的时候，她可以自己洗试管；但她也是一个脆弱的女性，常常为病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而流泪。因为这份温情，陈赛娟立志于基础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的结合，从发病原理入手，重新认识白血病。

    实验室工作是枯燥乏味的，陈赛娟的执著、忍耐，一直是整个课题组勇往直前的凝聚力。15年来，她和导师王振义以及同事寻找各种“武器”，攻克白血病。最后他们终于发现了与早幼粒白血病发病相关的新基因，实现了我国生物医学领域中人类新基因克隆“零”的突破。

    此时，荣誉已经接踵而来，但陈赛娟并不满足。她希望为更多病人打开一条通向生命的希望之路。三年临床，从60多位患者慢慢泛红的脸庞上，从亲人欢欣的泪光中，陈赛娟和同事们看到了温情的价值。

    如今，上海血液学研究所的科研成就已居于该领域的世界第一高度！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克里斯帝昂德杜夫教授曾这样评价：“通过陈赛娟的研究工作，我们有机会了解中国女性的科学见地和敬业精神，她的研究对于世界科学的进步至关重要。”

    而陈赛娟自己说：“我喜欢我的研究，也渴望继续下去。看到白血病患者的笑脸，是我最高兴的时候。”

    她会化淡淡的妆，也会趁着午休出去吹一个头发。“其实在实验室，大家都是素面朝天，以自然为美。但有时要参加一些大型活动，所以就在口袋里放一支口红。”

    角色美丽女院士

    有一次做科普调查问中学生，院士应该长什么样？小朋友们唧唧喳喳地说，都是老头子吧？很严肃、很神秘的，听说他们一个数据要算到小数点后七八位呢！眼镜片肯定很厚的，因为他们学问深呀！

    而陈赛娟“颠覆”了人们心目中的院士形象。“我是近视眼，不过我一直戴隐形眼镜的。”她睁大眼睛，兴致勃勃地告诉我：“戴了十几年了呢，我大概是上海第一批戴隐形眼镜的。有时候眼睛也会不适，不过老觉得自己戴那种有框眼镜不方便。”

    她会化淡淡的妆，也会趁着午休出去吹一个头发。“其实在实验室，大家都是素面朝天，以自然为美。但有时要参加一些大型活动，所以就在口袋里放一支口红。”

    陈赛娟对美的定义只有两个字：简单。因为工作关系，她每年要去欧洲、香港开会、出差，换作其他人，肯定是大包小包地“血拼”。可和陈赛娟谈起欧洲今年的流行风格，她一脸茫然：“我不大逛街，需要什么衣服，就直奔目标。”再补充一句：衣服太多的话，你说哪有地方放呀。

    有谁知道，这个娇小的女院士，曾经还是一个运动好手。“当年大学里大家认识我，都是在操场上。”说起运动，陈赛娟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我最拿手的项目有两个，一是跳远，二是铅球，后者还拿过上海市大学生运动会第二名！”

    只是现在，已经很少有时间运动了。即使夜深人静，她的大脑还是在高速运转：想科研上遇到的问题，想研究生课题的进展，想血液所的研究方向。“有时候，真想有自己的时间，可停不下来啊。”

    科学家的一家三口

    2005年3月2日晚上10时，北京。灯火通明的机场出口，陈赛娟头微微扬着，等待从法国参加学术会议归来的丈夫。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人群中，陈赛娟迎上去：“开会顺利吗？”陈竺疲惫地点点头，笑了：“你怎么会来接机？”

    两人匆匆一聚又分手，陈竺赶往全国政协委员下榻的宾馆，陈赛娟则回到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驻地准备议案。即使同城开“两会”，两人也没时间碰面。

角色院士的妻子

    陈赛娟是院士，同时也是院士的妻子。当年携手并进的同窗，如今成了圈内称道的“院士夫妇”。不过，陈赛娟在公开场合不愿多提到丈夫：也许，她不想沾他的光。

    当年，两人一起上研究生专业课，一起看显微镜，由此成就了一段美丽的爱情。不过陈竺有时也会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评价：“陈赛娟事业心强、个性强、性子急。和我面红耳赤地争到底，是家常便饭。”

    陈赛娟急了，反驳说：“陈竺大事上认真，生活上马虎，一向对我欠缺点‘人性化’关怀。”并举出例子：“怀孕的时候，人家先生都对妻子关怀备至，陈竺倒好，注意力还是在研究上。”

    解决之道是，夫妇俩约定：工作上不顺心的事决不带到家里去，一旦工作不顺就到外面换换环境。生活单调时，也去听音乐、看电影，放松一下。

    眼下，两人争论的机会已不太多了。自从陈竺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后，就一直在北京工作。陈赛娟扳着指头说：2003年他只有39天在上海，2004年也不到80天，夫妇俩只能靠每晚一个长途电话联系。没有了和陈竺的争论，日子太平了，却显得寂寞。

    心底里，陈赛娟一直想当个好妻子。当年孩子小，她总是尽可能早些带儿子回家，让陈竺留下来做实验。研究最忙的时候，她也会关心丈夫是否吃药，还要当“家庭营养师”。她担心地说：陈竺身兼数职，太忙，身体一直不太好，高血压、糖尿病，肝功能也不好。可眼下他远在北京，做妻子的鞭长莫及。

    问陈赛娟：如果没有家务束缚，你会不会做出更大的成就？她诚恳地回答：“我只是觉得，女性从事科研，需要付出双倍的努力。”然而陈赛娟依然认为自己幸运。事业上，她与丈夫互相支持、并肩作战。生活中，欠缺“浪漫神经”的陈竺有时也会给她一点惊喜：2004年陈赛娟当选院士时，远在美国的陈竺破天荒地一日之间给她发了两封电子邮件，向她祝贺。

    一直有这样一个画面定格在人们的记忆中：那是2000年“世界杰出女科学家”颁奖仪式上，陈竺温柔而坚定地出现在妻子身后，一起等待结果揭晓。当陈赛娟与大奖失之交臂的时候，陈竺轻轻搂着妻子的肩膀说：“科学意味着永不放弃！”

    1987年，陈赛娟夫妇陪同法国代表团回国，见到已经3岁的儿子。儿子正在吃饭，抬起头来羞涩地叫了一声“爸爸妈妈”，低头却高兴地说：“我们明天要到飞机场去接爸爸妈妈了。”

    角色内疚的母亲

    陈赛娟自认不是个称职的母亲。“我一生中面临最大的考验，不是在实验室，而是在飞机场！”1986年，她接到去巴黎留学的通知，儿子还不足2岁。陈赛娟怀揣一本儿子的影集，一步三回头地踏上求学征程。

    1987年，陈赛娟夫妇陪同法国代表团回国，年轻的父母抑制不住思念的心情，特地托人买票，提前一天从北京飞赴上海，见到已经3岁的儿子。外公外婆赶紧让儿子叫爸爸妈妈。儿子正在吃饭，抬起头来羞涩地叫了一声“爸爸妈妈”，低头却高兴地说：“我们明天要到飞机场去接爸爸妈妈了。”天真的孩子分明没有弄清楚：眼前的爸爸妈妈与明天要去接的爸爸妈妈是同一概念。陈赛娟看在眼里、泪在心里。

    飞机场上母子又一次经历了离别。略微懂事的儿子张着双臂哇哇大哭，在巴黎攻读博士期间，这哭声常常撞击做母亲的柔软心房。

    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陈赛娟天蒙蒙亮就骑自行车出发，身后驮着刚上小学的儿子。那时候家远在市郊，实验室一切由零开始，工作与生活永远都像在打仗。每天下午，总是同事轮流帮陈赛娟去接孩子，然后让他在实验室做功课。因为出门早，加上一天的课上下来，他常常写着写着就睡着了。

    为了弥补昔日对孩子照顾不够，陈赛娟有时去外地开会时，也会带上这个“小尾巴”。开会时，六七岁的儿子在后排打瞌睡，只有开会期的最后一两天，做妈妈的才有时间带他到处走走。

    令陈赛娟欣慰的是，尽管夫妇俩忙于工作，但孩子十分争气。“他平时不声不响的，喜欢看书，大概属于那种思考型的选手吧，这点像他的父亲。”说起这个话题，陈赛娟的眼中洋溢着笑意。“他读小学时，我们也曾用过题海战术，错2道题罚做4道，一看4道里又错了3道，等到他想睡觉了，做几道错几道。以后，我和陈竺就改用启发式的教育方法，引导他的兴趣。陈竺偶尔会与他比赛，看谁的题目做得快！”

    当初那个在妈妈实验室里打瞌睡的小学生，如今已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大三学生，还拿过好几个全国和市级竞赛的奖项。有趣的是，陈赛娟夫妇都是博士，儿子却叫“陈硕”。原来，夫妇俩在攻读硕士学位时有了他，就从爷爷取的“陈硕、陈博”中选了这个名字，意思是“丰硕成果”。结果“陈博”大名归了堂弟。

    陈赛娟简历：

    1951年，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

    1968年，分配到上海第五丝织厂，成为一名挡车工。

    1972年——1975年，就读于上海第二医学院。

    1975年——1978年，瑞金医院住院医生。

    1978年，考取上海血液所王振义先生的硕士研究生。

    1986年，赴法国巴黎攻读博士。

    1989年至今，工作于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现任执行所长。

    200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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