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自己戴上红顶子也好，还是借红顶子的祥光也好，考究商人对于红顶的追逐，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在一些国家尚未彻底完全摆脱人治的阴影，市场运作很不规范，政府力量仍然是社会秩序的最重要决定力量，经常对经济造成种种干预，在此情况下，一些商人为寻求政治庇护，往往以参与政治的形式，或交好于政府官员，或谋求一定政治身份，无非是想寻找一种依靠，更准确地说，是在一个并不安全的社会寻找安全感。现代前掌门郑周永与李承晚、朴正熙等前总统都有不菲的交情。国内的很多商人，往往以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的职务为荣，马来西亚的商人在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后，也喜欢参加一些社会政治活动，弄个拿督的头衔，这是个最重要的原因；此外，在一些国家，有一定的政治身份，也是衡量一个企业家及其企业的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的一个重要参数，比如我们对于香港商人霍英东先生的尊敬和认同，一方面是源于其是个成功的商人，另外一方面，其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也有很大的作用，这就是政治身份对于商人的光环效应。
在某种程度上说，红顶是商人的一道保身符，也是导向商业成功的捷径，但是，我们可以发现，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红顶已经越来越成为商人的桎梏，红顶的种种危害，已经逐步显现，直至最后，商人钻进了自己布下的罗网！
具体而言，商人追逐红顶的危害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恶化了商业环境，很多企业家在商业上不是比拼市场竞争力，而是比谁的顶子高，于是，在市场上，便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比如，大家都拼命结交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一些政府官员，以期获得对自己有利的倾斜政策，为此，不惜投入巨大的资金，更有甚者，竟然利用自己的种种政治资源，对竞争对手进行不正当的侵害，在国家相关部门公布的一些滥用职权的现象，很多就是相关部门收取一些企业的好处后，利用各种借口，对其竞争对手进行刁难，造成了竞争中的不公平。这些，一方面使企业在经营之外的费用大为增加，使其成本居高不下，另一方面也使不正常竞争时有出现，最后，使竞争环境恶化，整个商业界举步维艰。
其二，造成对企业家自身的戕害。企业家与‘红顶“的直接和间接的关系，使大众对企业家财富的来源产生了巨大了怀疑，虽然绝大多数企业家特别是制造业的企业家的财产基本是辛苦积累来的，但是，由于一些企业家靠某些政府背景发家，某些行业比如房地产存在很多权力寻租的现象，致使企业家的财富来源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这些，是社会上一些仇富心理存在的重要原因，也使企业家的社会角色蒙上了阴影；更可怕的是，一些企业家在起步阶段通过钻法律的漏洞，进行钱权交易发家，当各种法规逐步健全，市场经济日益完善的时候，不是提高综合竞争力，而是仍然幻想通过不正常手法获取财富，最后，触犯了法律，使自己身陷囹圄，甚至难逃牢狱之灾，上海周正毅案，足以使更多企业家惊醒。
其三，使企业背上沉重的负担。红顶戴在头上，不仅多了些方便，多了些威风，同时，这个顶子却也压人，戴了这个顶子，就得多担负很多分内和分外的义务。于是，便出现了很多商人做了政府才该做的事情，韩国现代集团之所以衰败，很大原因就在于现代集团出于推进南北经济合作的政治目的，投资朝鲜金刚山项目，结果，却发生了巨大的亏损，使其资金出现了惊人的黑洞，郑梦宪自杀，与此事也不无关联。
在国内，身为企业家却做着政治家的事，也并不少见。当选全国政协委员、重庆政协副主席后，被誉为当代“红顶商人“的尹明善，也一度激动得发昏，诚惶诚恐地向当地政府表示：“是不是需要干脆把企业卖掉，专心参政，以此来感谢党和政府的培养”。连一向沉稳的尹明善都舍得“干脆把企业卖掉”，那么，搞搞赞助，做些放卫星的企业活动，在一些企业家看来就算不得什么了。帽子戴上了，肩膀也不再轻松了。
“红顶商人”的出现，绝对不是商业社会的光荣，而是一种耻辱，它反映了社会秩序的失衡和社会结构的某些不合理性，商人需要以依附权力阶层寻求政治保障，说明了在其生存的社会中，并没有诸如法律有效的力量保护他们，在威权政府治理下，商人和所有其它阶层一样，在“官府”面前，无独立的人格和地位可言。
所以，解决“红顶商人”的问题，不仅需要商人自身的调整，也需要整个社会规则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建立起商业保障机制，使商业能够不靠需求权力的庇护就能自行运转同时，在社会结构上，打破威权政府主导型国家以权力为中心的一元社会结构，建立政治上的进入和退出机制，这样，才能收到永久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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