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篇]建设性对抗 解构性融合

计世资讯 谭晨辉

“中国式管理”是一个十分火热的标签，业界在“中国式管理”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内涵、如何发展和实践“中国式管理”等问题上众说纷纭。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确实是有自己的独特性，文化基因不一样，相应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也不一样——我们在管理具有这种文化基因的人的时候，当然也要有自己的特点；另一方面，经过20多年市场化的企业经营管理实践，我们也确确实实有了自己的东西。在此基础上的思考和总结，对中国的企业大有裨益，对世界的管理理论界和企业界也不无益处。

冲突的年代

有关“中国式管理”的讨论一浪高过一浪，充分展示了这种西方管理科学与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管理哲学/管理思想的巨大冲突。这种管理文化的冲突与争论，在中国企业国际化、中国市场国际化、国际市场一体化的背景下，显得更为激烈。

没有任何一个实践者和理论家可以否认西方管理科学对我们的企业管理的巨大作用。只不过上升到更高的一个层级，也就是说管理哲学，或者管理文化上，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谁为体，谁为用？这种中西之间的交融性到底如何？在何种层面去利用各自的优势？在坦诚地承认传统文化对于中国人的影响的同时，我们需要根据中国人的文化基因特点去管理中国人，但是这种特殊性到底有多大？是我们的企业家需要根据员工的特点，采用独特的方式进行管理，或者是去要求我们的企业员工来适应企业家的管理方式？适用于小农经济、威权统治下的所谓的中国管理哲学，在新的大生产，乃至知识经济的条件下，到底又有多大程度上的合理性？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这种取舍之间，倒是谁对谁错？我们如何去判断哪些东西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哪些又是我们应该舍弃的？在国际化的背景下，这种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商业思想/统驭思想的“中国式管理”又能帮助我们的企业走多远？在文化的更深处，我们需要询问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不管是儒、道、释或者三者合一之体，到底具有多少的先进性，到底与现代社会有多大的兼容性，到底又能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什么贡献？

显然，这种争论是必要的。这种争论，有助于我们的理论界和企业家理清思路，更好地推进管理实践的进行。1997年，华为在引进IPD（集成产品开发）技术时，为了保证能够将国际先进的管理体系不走样地移植过来，华为集团总裁任正非下了死令：“5年之内不许任何改良，不允许适应中国特色，即使不合理也不许动。5年之后把人家的系统用惯了，我可以授权进行局部的改动。至于结构性改动，那是10年之后的事情。”

任正非著名的“三化”理论：“先僵化”接受，“再固化”运用，“后优化”改良，给这段争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注解，我们在上一段文字中提出的问题，也有了一个轮廓性的解决方案。即，我们要首先承认西方管理文化的先进性，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土特征进行适应性运用。以“中国管理特色”为名拒绝、否定、排斥先进管理思想，是一种商业文化上的“沙文主义”，是管理哲学上的“形而上学”。

冲突的企业家

在“中国式管理”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管理逻辑是“修己安人”，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内圣外王”的概念，修己达人、德化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这要求我们的企业家建立自身的道德榜样，实践榜样，以此建立自身的高度人际影响力，带领企业向前。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对企业家要求过高，企业家对自己要求也很高。比如南民，“南民经常是一手拿着手机对话，一手抓着固定电话，旁边还放着盒饭。平时生意场上的各种应酬也颇多，免不了喝酒。工作之余，留给自己的时间总是很少”。相信南民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工作方式影响了很多下面的管理层和员工。南民的这种状态，来自于其对于企业生存环境的强烈的危机意识，也是“修己安人”管理逻辑的一个必然结果。

我们无法否认，正是中国企业家们这种难能可贵的危机意识和创业精神，使得企业能够不断成长。不过在这种商业道德典范之下，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那些整天忙忙碌碌的企业家，难道真的有那么多事情要去事必躬亲吗？随着企业的成长壮大，企业的本身的事务必将超越领导者所能亲自参与的范围——当一竿子插不到底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家应该怎么办？在这种时候，企业就必然存在一个管理授权的问题。

在现实中，我们看到了这种“修己安人”与实际管理层级限制之间的矛盾，与授权之间的矛盾。“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在两者之间，我们更多地把诸葛亮当成了我们的榜样。诸葛亮一生勤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导致的另外一个后果是养才与用才的不足。“掌国十二年，而身后无人，实在凄凉”。你不去磨炼下属，下属也就成长不起来，下属成长不起来，更让企业家担心自己不去亲自参与的结果。这种死循环，就形成一个巨大的管理怪圈。在“修己安人”的逻辑之下，企业家形成一种路径依赖，企业家的事必躬亲、勤勤勉勉成为一种企业家和企业两者的共同驱动力。企业家停止不住自己作为这种企业中最高典范的做法，企业家也担心，一旦企业家典范的失去，企业能够走向何处？

面对此种情况，企业家首先需要对自己的松绑，企业内和企业外也要对企业家松绑。

主持人语：

中国式管理是一个语焉不详的模糊概念。我们在这样一个冲突和变革的年代，既担心“变”，更担心“不变”。如何给中国式管理在变与不变之间找到框架？什么是构成中国式管理的“核心要素”，蒋廉雄先生的结论，是务实与务虚的有机结合，是与时俱进思考的现实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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