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亚斌：产权市场的奋斗者

    在财政没有投资的情况下,从四处租房“打游击”到买下新的办公楼，从3个人到43名精兵强将，从一无所有到去年248.6亿的年交易额,是前7年总和的1.4倍，自1998年6月筹建以来，短短8年间，该中心的成绩令人惊奇。然而，在这辉煌成果背后的艰辛却并不被外人所知晓。

    “一腔热情进入，心灰意冷彷徨，心绪茫然守望，意志笃定坚持，满怀豪情发展”。回首八年来的酸甜苦辣，湖北省产权交易中心主任何亚斌用了这五句话来归纳自己的心路历程。“有些朋友说我太傻，干什么不好非得干产权！确实，这些年来我也曾动摇过，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

    “君能扛鼎”

    在何亚斌家书房，挂着一幅字：君能扛鼎。这是前任湖北省美术院院长、时任湖北省文联主席、著名书画家周韶华书赠他的墨宝。

    说起这幅字的来历，还有一段佳话。1990年，时任湖北省鹤峰县县长的何亚斌结识了省美术院的领导,无意之中听说美术院当时面临一件窘迫之事：一位香港画家给美术院捐赠了一部轿车，车已运到武汉海关，但要交8万元的关税才能提货，院里又拿不出这笔钱来，车子只能一直闲置在海关。

    何亚斌闻后未发一语，但当晚即向省财政厅厅长陈水文作了汇报。陈厅长当场表态，除解决这一难题外,安排第二天晚上专题研究美术院需要解决的一揽子问题,请美术院领导参加。

    第二天，何亚斌到美术院将此事告诉冯今松院长。当时，周韶华正好也在。他心里非常感动，认为何亚斌这种办实事又不张扬的风格，将来堪可大任，当即主动表示要送何亚斌一幅字。

    何亚斌拿到这幅字一看，雄浑四字：君能扛鼎！“当时不敢挂，觉得评价太高，受不起。直到去年，一个朋友来家里欣赏我收藏的字画，看见了这幅字，执意拿出去裱了才挂起来。也就是说，等了15年，等到我不能‘扛鼎’的时候，才挂出来欣赏周老的字。”何亚斌自嘲说。

    在某种程度上，这四个字的评价其实并不为过，勇于任事，不浮夸，办实事，正是何亚斌的一贯风格。

    鹤峰之子

    何亚斌在鹤峰县的作为，为“君能扛鼎”这四字作了很好的诠释。许是何亚斌受了周老的勉励之故。

    鹤峰，位于鄂西大山中。鹤峰人公认,在鹤峰县史上，有两位最为后人称道、各自代表鹤峰一段历史的人物。一位是解放初首任县委书记赵鹤巢，以拓荒大山披荆斩棘留名;另一位则是何亚斌，以锐意改革义无反顾留名。1989年—1994年，何亚斌在鹤峰县县长、县委书记的岗位上呕心沥血，艰苦奋斗了5年多，为鹤峰县民营经济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在全省独树一帜。

    直到如今，鹤峰的人民对当年的这位何县长仍念念不忘。

    11年后，2005年何亚斌再次回到鹤峰这块令他魂牵梦绕的土地。在鹤峰的三天时间里，不仅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和县政协领导全体出动接待和畅谈，而且许多老百姓闻讯自发而来。他下榻的宾馆里人流如织、络绎不绝。而这一切，都缘于在他的心里始终装着鹤峰这块土地和鹤峰人民，都缘于他为鹤峰改革和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1989年8月，何亚斌到鹤峰后通过调查发现，人才大多在共产党内，而党内的人才又大多滞留在党政机关内。他认为，优秀人才应当到企业去创造财富。但当时有政策规定，机关干部不能到企业兼职，一些干部怕丢掉机关的铁交椅也不愿去企业冒风险。因此,他主持推出了一项很特别的“双向选择”制度：只要企业看得中而且本人愿意，机关干部可以到企业工作，身份不变，职务不变，待遇不变，一定三年，进出自由。此举大大加强了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力量，成为后来鹤峰民营企业壮大的重要因素。

    1992年，鹤峰县委、县政府作出了“大力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决定”(俗称“38条”)。而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顶着巨大压力作出这一决定，何亚斌说：“就是为了培养人们追逐财富的意识，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1993年鹤峰被评为全省民营经济先进县，此后年年保留了这面旗帜。

    1994年，何亚斌被省委评为全省6名优秀县(市)委书记、县(市)长之一。

    何亚斌之后，鹤峰换了4任书记、5任县长，但“双向选择”、“38条”等政策一直没变，鹤峰的民营经济由此连上台阶。10年后，在鹤峰县的一次县政协会议上，许多委员再次追溯起何亚斌的业绩，政协主席胡巨寿深情地说:何亚斌是鹤峰人民的优秀儿子！

    一幅春联

    也正是这种勇于任事的风格，正是在鹤峰从事过产权制度改革的激情，使得何亚斌毅然投身于产权事业，并最终挺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你这个问题问得我百感交集。说句老实话，我在湖北省产权交易中心的8年，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痛苦的一段时期！”当记者问及这8年来的感触时，何亚斌心潮久久不能平静，沉思良久后吐出了这样一句话。

    1998年，为了促进和规范国有企业的改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省政府发布《湖北省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国有资产交易必须到经省国资局认可的产权交易机构内进行，“严禁场外交易”。这在全国是比较早的。此外,还决定成立一家省级产权交易中心。对于中心主任的人选，领导的要求是，要有政府工作背景、有市场经济意识、有市场经济行为能力的“三有”人士。经过比较，最终是何亚斌中选。

    过去，官员从商，基本是仕途无望后的选择，而何亚斌其时并非如此。时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一职的何亚斌，也面临了职业生涯中最重大的一次选择。

    “当时确实有不少顾忌。有一位老领导劝我不要去。话说得很实在，说国有资产是‘拿起来千斤，放下去四两’。言下之意是国有资产管理看似重要，但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看重。因此担心我到了这个岗位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何亚斌回忆说。此事不幸被他言中。

    尽管前路未卜，但何亚斌还是决定投身于产权事业，原因是他一直对产权制度、产权改革有着浓厚的兴趣。

    早在1992年，何亚斌就在鹤峰开始了产权制度改革的尝试。他开创性地提出企业改革必须从产权制度上解决产权归谁所有、收益归谁支配这一根本性问题，并在鹤峰得到很好运用，为鹤峰找到了一条民营经济发展思路，并由此奠定了鹤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他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攻读硕士时，研究方向就是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问题。

    今年春节前，某媒体倡议全国产权交易机构主要负责人撰写春联并组织读者投票评奖，最后何亚斌的一幅春联被评为惟一的一等奖。联云：“令举‘三号’，规范官员、规范企业、规范自我，产权交易始有法；行遵‘九文’，指导改革、指导发展、指导创新，资源配置方无虞”。当记者称赞这幅对联立意大气、对仗工整时，何亚斌笑着说：“先生休要谬夸奖。这幅对联在平仄方面还有不如人意之处，但形式只好服从内容了。这是发自我内心的讴歌，我对国务院国资委‘一拖九’法规的赞美之意表达了产权界所有人士的共同心声，因此与其说是我得了奖，不如说是3号令得了奖。”

    猛士唱大风

    难怪何亚斌对3号令充满感情。经历了多年困顿后，2003年3月，国家决定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实行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设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同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首次提出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首次提出规范发展产权交易。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很快发布了《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即3号令，给中国产权市场带来了春天。3号令发布以来，他写了很多文章，在市州国资委培训课堂里，在报刊杂志上，他利用一切机会宣传3号令，在工作中落实3号令。

    3号令发布之日，他兴奋得不能自已！认真领悟，用三天时间就写出了6000字的《伟大的里程碑》发表。他提炼出3号令的精髓，畅谈学习体会，提出落实的意见。国务院国资委领导看到此文后，给出的评价是，3号令“伟大”不敢当，“里程碑”确实可以称得上，这篇文章对3号令的精神实质把握得比较到位。

    针对个别地市党政领导干部所谓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企改制工作的意见“束缚了地方的手脚”，3号令执行“太麻烦”的责难，他奋起批驳，并且将执不执行3号令、加不加强国有产权监管，上升到能否巩固执政党地位的高度来认识。2004年9月，在十六届四中全会闭幕当日，他就写出了《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进一步提高做好国有产权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文章，其中特别讲到俄罗斯和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从而动摇了执政党地位的前车之鉴，以此警示全党。这篇文章被新浪网转载后，得到广泛认同。

    何亚斌除了借鉴国外教训外,还借古喻今。2004年春节期间，他重读《红楼梦》，写出了《从贾府的衰败看公有资产监管》一文，在《上海国资》发表后，社会好评如潮，成为引用率很高的文章。

    3号令实施一年后，何亚斌总结出，执行3号令的阻力来自内部人控制。他写出了《中国产权市场发展的最大风险来自于转让方内部人控制》，在厦门“产权市场发展与风险防范研讨会”上演讲，对如何控制内部人控制提出了实际的对策，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共鸣，听众多次自发热烈鼓掌。

    3号令实施两年后，何亚斌在接受新浪网采访时态度坚决地强调，“解决中国产权市场规范和发展的途径，第一是全面落实3号令，第二是深入落实3号令，第三是长期落实3号令。舍此别无他途！”

    2004年,他利用8个月的夜间，写出了32万字的专著《产权交易新工具》，当年10月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颇受产权界人士的推崇，著名产权经济学家常修泽称赞这是“一部实用且有新意的产权交易著作”，并写出书评在《长江日报》推荐。

    何亚斌的许多观点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因而为业界同仁所赞佩。

    ——他率先提出资本与人的配置问题。他认为，产权交易的根本目的不仅仅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而应着眼于资源有效配置。而资源配置不仅是经济布局和结构的调整，还应是产业的重组，是人与资本的重组。他提出，产权交易不仅仅是要实现资本规模的扩大和资本结构的改善，而且要实现经济资本与优质人力资本特别是优秀企业家的最佳结合。他这个观点在1999年4月硕士论文中提出时，即为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的博导所赞赏。这些观点随后在《中国信息报》、《国有资产管理》、《湖北日报》上发表。在实践中，他主持湖北省产权交易中心创造出“评审加竞价”的方式来应用这一理论。“评审”就是对同一标的意向受让方评审，找出几个优秀的意向受让方，特别是优秀企业家；“竞价”就是在同是合格的受让方之间竞价。在这里，他们把找到优质人力资本放到竞价的前面。

    ——他正确论述了国有资产流失与保值问题。他提到，邓小平说过“既要反右，又要反左”，中国产权交易同样既要反右,又要反左。他认为,中国目前的资产评估方法大多采用“重置成本法”，极少采用“未来收益法”，很不科学。加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素质悬殊，因此评估报告无论是从理论上讲还是从现实上讲，都只能作为交易的参考。死守评估报告是可笑的;交易价低于评估价就是“流失”，高于评估价就是“增值”的观点因之也是可笑的。何亚斌认为，充分的竞争市场才是发现价格的唯一场所。既要反对不顾评估结果，恶意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行为，又要反对自冠国有资产“卫道士”，动辄以评估值为标准指责国有资产流失的言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让国有产权进入省级以上国资委选择确定的产权交易机构内规范操作。由此则一切“反恻自消”。

    ——他在中国产权界第一个提出了不良资产证券化问题。他运用美国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先锋理论，写出了《不良资产证券化:产权交易业务的创新》和《从资产证券化中寻找大商机——再论产权交易业务创新》，受到北京大学一位经济学教授的赞许。

    ——他坚决反对企业改制中的急性病。何亚斌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经过了50多年的塑造，很多问题已积重难返，对这样的企业实施改革，既不能拖下去，也不能采取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必须一厂一策，反复研究，切忌“急性病”。有些地方党政领导强行规定把本地国有企业一个月、半个月甚至一周内全部改制完，把50年积累的问题用5天时间解决，这怎么可能呢！许多国有企业改制弄虚作假，只好“二次改制”、“三次改制”就是明证。

    在产权业界，何亚斌是有名的笔杆子，他坚持做到“文必己出”。大气、有思想是其文章的一贯特点。正是郑板桥的风格，“直抒血性为文章”。

    何亚斌为人谦恭，注意学习别人的先进思想和成功做法，并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兄弟省市的经验,推进产权市场共同发展。他在业界公开场合宣传过江西大力整合产权市场的经验，福建利用产权引进外资的经验，河北股权托管的经验，黑龙江基础管理的经验，江苏业务开拓的经验,广州市场配置的经验，上海、天津、北京机制灵活和工作有为的全面经验等等。他很崇尚唐代杨敬之诗句:“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何亚斌不仅思想活跃并且比较深邃，更是一位务实的实干家。

    2005年，是何亚斌从事产权事业以来最为舒心的一年。在湖北省国资委的领导和支持下，以“五统一”为旗帜，整合湖北市场，将产权市场做大做强的思路得以初露端倪。湖北目前形成了以省产权交易中心为龙头，9个分中心为节点，以产权交易为主业、股权托管为补充的初步统一的市场体系，为建成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