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乐危机里“不可乐”的几个谜语

　　国际品牌的“东方不败”角色再次在“可乐危机”中经受着考验，撇开国际企业正在上演的形形色色的“危机公关秀”不谈，3月8日还有两则新闻很值得我们玩味：一是《广州日报》消息：面对舆论显然的质疑，中国饮料工业协会仅表示“关注”、且首个声明中并没有提及要检查苯含量等实质性行动，一些质监部门的宣传处等在接受记者咨询时仍表示：“没有情况要公布。”一是《新闻晨报》消息：美国、印度等部分国家拟校园禁售软饮料。

　　尽管一边是中科院教授“大家风范”地教导我们：“没必要恐慌”，一边是饮料工业协会在发表声明为可乐“平反”，但仅从网络而言已有过半的民意拒绝和涉嫌饮料继续“约会”了——还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说得好：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那么，这些有着学术话语权和监管职责的“面包师”，为什么就对我们“晚餐”的安全这么泰然呢？每次在食品危机面前，为什么他们总能振振有辞地做着“欧风美雨”标准的跟屁虫，还理直气壮地对我们的质疑挑三拣四？为什么风平浪静地时候大谈收费主义的国际惯例，风雨飘摇的时候怎么就只看到国情只知道利益权衡呢？“可乐危机”里依然有太多“不可乐”的谜语。

　　谜语的关键是：在媒体或坊间语出多门的时候，职能部门到底是在给足当时企业“救火”的时间还是在尽心尽力研讨“救人”的理由？譬如可乐危机，职能部门在足够培育谣言的时间里一直暧昧地晃着脑袋道着“不可说”，拿着金箍棒不去降妖除魔，到是没啥法力的消费者协会的小喇叭一直吹着焦急的民意，其间，是可乐在“声明”、在“降价”、在“公关”，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当然只会“救火”，“救人”的道德责任是边际效应递减的，当“救火”到位后，消弭的是事件本身的伤害和个体的利益。在邻居想尽办法去怀疑去检测甚至“过当保护消费者”的时候，我们竟然是“没有情况要公布”，那么，这种行政不作为的口气和胆气来自哪里？其实，只要看看对于饮料中苯含量的上限规定就清楚了：在英国，对汽水饮料苯含量的法定上限是每千克含1微克，美国是每千克含5微克，而我国对汽水苯含量的标准是X，也就是没有规定。

　　谜语还在于：我们找啊找啊找朋友、就是找不到一个可以真正为消费者的安全权和知情权担责的主——到底谁是食品安全的行政主管部门呢？当年一个“苏丹红”，曾经将质检、工商、食药监、食安办等几乎所有与食品相关的部门都推到执法前台。人人都是责任人，人人又不是责任人——当年的千头万绪依然在翻版着、重蹈覆辙着，而食品安全的多头管理体制还在效率的问号下不知今昔何昔。于是在缺位和推委的时候，企业和企业的“专家”盟友同仇敌忾语调铿锵。

　　当美国马萨诸塞州将立法禁止软饮料在学校出售的时候，我们还在全民可乐着——这本身怕就是一件不大可乐的事情吧。(邓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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