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贾政难题

     第四药方：电脑代替人脑，化吏于无形

　　吏之所以麻烦，是因为他们的头脑太复杂。有没有一个办法，让他们变得头脑简单？很多企业进行思想教育，搞企业文化，狠斗私字一闪念，但是往往口水标语费了不少，见效不彰。只有一个技术手段，就是用电脑代替人脑。

　　原来是用人脑，现在改成用电脑，是一种大大的倒退，电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比人脑差得很远。那为什么大家还要花那么多的钱、费那么大的力，实施ERP、CRM这些管理软件？原因很简单，电脑软件虽然性能不如人脑，但是，电脑不会因为占有了信息而变成可恶的吏，软件没有自己的利益可以追求，不知道胁事权以自重。弃人脑而转电脑，是一种“必要的代价”，是一种“为了进步的倒退”。

　　电脑的应用，实际上是把个人头脑中的经验、智慧、信息，变成“企业头脑(电脑)”中的公共经验、智慧、信息。比如戴尔，它的整个业务链很少受到吏的“人脑”干扰，阿梅里奥跑到联想当CEO了，它没有什么大的震动。哪怕走一个比阿梅里奥更大的官，也不会伤筋动骨。

　　然而，“贾政问题”并没有因此根治。原因有两个：一是电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毕竟有限，企业经营、经济管理是混沌现象，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会引起席卷大地的风暴，一个士兵感冒，会输掉一场战争毁掉一个帝国。现在最强大的电脑，也无法应付这种混沌。

　　正是由于这种混沌，使得这场针对“贾政难题”的革命很不彻底，留下了太多的后门。依然是电脑由吏操纵、程序由吏设计、信息由吏输入、处理方式由吏选择，吏的地位并没有真正下降，甚至在某些企业还得到了加强。纵使贾政今日复生，面对用上电脑的李十儿们，估计还是无可奈何。

　　应急之方：先做吏，再当官

　　以上四条，都是从制度上想办法，重新盖房子，伤筋动骨。对于眼前的培养高级干部、培养年轻接班人来说，还有一个应急的法子，先做吏，再当官。要想当官，就得比吏还懂得吏。这个方面，可以参考一下古代的官制。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官制，是汉朝。我们不妨来看看汉朝的官，是如何产生的，为何汉朝的官比较能够“治吏”。

　　汉朝的国立大学叫“太学”，进了太学的，都是未来大汉集团公司的干部。这个干部储备学校，学生毕业时分成两等，甲等为郎，毕业后先在皇帝跟前当侍卫，等外面的官位有空缺时再派出去，按现在的说法，“留京”、进大单位；乙等的学生是吏，大学毕业后，分配回家乡去做吏，等到在地方上表现好了，仍然有机会被推荐到中央，成为郎，再择机派出去当官。这个人先读太学、后来做吏，再到中央做郎，经过一番培训考察再派出去当官，这时候已经地方、中央的行政经验都极为丰富，一般的吏根本糊弄不了他了。汉朝的时候，有很多有名的吏，很多大官甚至宰相，都从吏升上去。这样的官，自然制得住手下的吏。

　　清朝的皇帝，公正地讲，综合素质比明朝高出太多。原因之一，是这些皇帝在年轻时，就被派出去“办差”，到地方上去办事，这比明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朱家子孙强多了。

　　每一个官，在做官之前，都必须做吏。在几何学上，两点之间，直线最近；但在管理学上，两点之间，往往直线最远。在企业里，想当官，必先做吏；想做好官，必须先做好吏。尤其是那些第一代的民营企业家们，自己年轻时多半有极为丰富的磨难和历练，所以对付这些吏能够得心应手。可是，他们如果想培养自己的儿子做第二代，接过自己的班，必须让接班人做吏，而且最好是在别人的企业做吏，否则接班之旅多半失败，清朝的皇帝，往往在登基之前派到地方上“办差”，也是这个道理。民营企业“第二代”想解答“贾政难题”，首先就得先放下贾政的架子，去体验“李十儿”们的生活。

　　范卫锋，出生于浙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郑华玲，出生于湖北，毕业于武汉大学。

上一页  1 2 3